试述庭审质证及其方法

庭审质证，是指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主持公诉方与辩护方对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询和答疑，确定该证据的证明作用和该证据是否被法庭采信的一种诉讼活动。整个庭审过程，庭审质证处于重要的地位，是各类证据取得证明案件的证据资格、具有证明力的必经程序。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性与可检测性

模糊性是诉讼证明标准无可避免地一个自有属性。能否正视并正确理解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性特点，对于正确理解并适用诉讼证明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可检测性是诉讼证明标准模糊性的延伸属性，设计科学系统的证明标准可检测制度，既是克服模糊性这一天然瑕疵的必然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标准本身的生存保障和发展趋向。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传统的证明标准有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就采用法律真实说。通过对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和西方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的分析,从中吸取了西方先进合理的证明标准,将它与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相结合,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明标准——确信无疑。     

确定民事证明标准的一般法理——基于当事人诉讼平等的思考

在对抗制诉讼机制下,由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做出裁决时,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对诉讼结果将产生关键性影响.当事人诉讼平等是对抗制诉讼机制实现司法公正的理论前提,也应成为确定民事证明标准的法理基础.当事人诉讼能力平等是确定证明标准的前提,风险平等是确定证明标准的底线.合理的证明标准应使诉讼风险、错误裁判几率、错误裁判的潜在损失及成本在当事人之间平等分配.一般而言,低要求的证明标准较高要求的证明标准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诉讼平等.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理

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是由诉讼双方完成其证明责任需满足的证明标准决定的,当事实主张方完成所规定的证明责任时,主张方证明责任卸除并同时转移到诉讼另一方。但事实主张和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同,双方要满足的证明标准也不同。证明标准的法律设定差异决定了证明责任在司法证明发生前便得到了明确的分配。     

新刑诉法视野下证明标准理论的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过程中的重要理论,高度抽象并且贯穿整个诉讼证明过程,对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和刑事诉讼目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理论,这一修改显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革方向。刑事证明标准的设置要注重主客观相结合,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建立更合理、更具有可行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着眼于此,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便于为构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提供明晰的思路。     

证据共通原则比较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诉讼中某一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能够通用于其他当事人,从而使诸当事人对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达成相一致的认定。证据共通原则发生于同一个诉讼中具有相同事实基础的证据的效果认定上,它具有独特的适用范围而不同于其他诉讼中的共通性理论。证据共通原则建立在自由心证主义之上,但在具体适用中,尤其是普通共同诉讼中,仍要注意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维护,从而实现证据共通原则中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协调。     

刑事诉讼统一证明标准论纲——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商榷

多数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种观点不妥。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确是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也要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认识论不能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并且不同办案主体深受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更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论家庭暴力法律事实的诉讼证明

家庭暴力案件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家庭暴力法律事实的认定存在难度,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诉讼证明标准。而如何通过诉讼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一直是司法界和学术界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家庭暴力认定难的问题,有必要对有关诉讼的证明标准、举证责任以及证据形式和证明力等问题进行探讨。在诉讼中,既要考虑家庭暴力的特殊性,也要看到此类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共同性,应当遵循诉讼的一般规则,通过程序正义来保障实体的正义。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探析

证明责任是行政公益诉讼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相较于普通的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分配,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传统的证明责任分配无法适应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要求。因此,立法上建立一套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特点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迫在眉睫。本文将结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及法律实践现状对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并且将对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提出完善的建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出现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我国现行刑诉法虽然设专章规定了证据制度,但是由于立法本身存在不足,无疑会阻碍诉讼目的的实现。由此,我国刑诉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及证据展示制度等证据运用规则,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配置

合理配置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和自诉人承担,被告人、被害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时让他们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可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优化诉讼结构,提高诉讼效率。     

论事实推定及其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事实推定在民事审判中的良好运用,对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定纷止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使用事实推定可以避免诉讼僵局,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适用事实推定必须满足推定事实的难以证明性以及其与基础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性等一系列条件。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基础

证明妨碍制度是指当事人因可归责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诉讼中或诉讼外、故意或过失的作为或不作为,致使自己的证明行为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从而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做出对被妨碍的当事人有利调整的制度。学界关于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基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基础并不限于一端,而是兼容并蓄。各项单一学说不足以独立解释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基础,以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目标的＂证明权保障说＂构成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     

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在法律实务中应用颇为广泛,但是由于审判人员理解的偏差致使这一制度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证明责任倒置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法官不得肆意改变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只有改变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律规定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仅仅存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这三种情况,《证据规定》中其他五种特别责任的规定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为完善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应该保证证明责任倒置的法定化,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必须完善立法,明确适用规则。     

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终极目标——诉讼证明标准之理性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地界定什么是客观真实,指出诉讼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指:主观上裁判者依法据以裁判的、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的、客观上与案件有关的并能再现案件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析了客观真实在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和法定证据制度中,始终是诉讼证明追求的基本理念和终极目标,并在现实三种证明模式之批判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诉讼证明追求的理念和目标应是客观真实。     

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在法律实务中应用颇为广泛,但是由于审判人员理解的偏差致使这一制度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证明责任倒置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法官不得肆意改变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只有改变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律规定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仅仅存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这三种情况,《证据规定》中其他五种特别责任的规定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为完善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应该保证证明责任倒置的法定化,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必须完善立法,明确适用规则。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论产品责任诉讼的证明责任

本文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的运用进行比较分析，就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承担的关系作出论证。认为严格责任为产品责任诉讼设置了低度证明标准，有利于消费者期望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