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寄語

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論人文精神與未來世界

本文通過對於宋代新儒學、文藝復興、存在主義、美國社會批判思潮、當代新儒家等五個人文主義運動的分析,指出它們都具有保守、復古的意味。但其所以如此,前兩者是由於歷史原因,後三者則是由於自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革命所導致的科技飛躍發展造成;并由是進一步指出:人類四百萬年來的整個進化歷程都是由(廣義的)科技變革所推動,而此歷程目前已經達到一個突變點,今後人與人類社會整體的變化將顛覆過去五千年人類文明所累積的人文觀念,面對此不可測之巨變,人類必須對本身今後之命運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擇。     

編後

本期不乏亮人眼目的佳構. 李澤厚先生《知識論答問》結末立論:"哲學不只是糾正語言,不只是專業化的細節鑽研,不只是文字游戲,更不應是一味鼓吹無序、毀滅和'什麼都可以'.人類學歷史本體論把哲學看作是'研究命運',首先便是人類的命運.這裏從認識論再次思考'人活着'及其命運作爲哲學第一命題的確當性."此意在現時代細審,格外發人深省.     

東亞文明與中美洲文明天文考古録

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學科,是人類形成早期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源泉和原動力。天文考古學(考古天文學)是國際天文學界與考古學界中新興的,跨泉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前沿學科;是從科學天文學的角度,結合民族歷史文獻,嚴謹地重構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認知的星空、建立的觀象授時體系,童現其時人類形成的宇宙觀、構建的信仰體系的强大學科工具;是打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物質世界的自然生物走向精神世界的靈性生物這堵神秘大門的關鍵鑰匙。本文通過充分的天文學、考古學與文獻學論據,對東亞(阜新查海、濮陽西水坡、黄梅焦墩、廣漢三星堆等)和中美洲(拉本塔、伊薩帕、帕倫克等)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諸多遺址進行天文考古學的詳細比較分析,論證東亞與中美洲文明形成前後,先民所建立的以北斗、銀河與東宫蒼龍爲核心的天文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宇宙觀與信仰體系,闡述東亞與中美洲早期文明誕生前後的同源的天文體系、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思想基礎。     

剑与侠——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

於刀光劍影中渗透着中國文化精神,此乃武俠小說的特殊魅力所在。本文着重論述“以武行侠”觀念的形成,以及武俠小說中俠客行俠所倚仗的“劍”的文化内涵。侠客的打鬥能力,大致经歷了一個從“寶劍”到“寶劍 暗器”再到“寶劍 暗器 内功”的發展过程;逐渐由技能轉為修養,由技擊本領轉為武學境界,由注重物質轉為突出精神。与此相關的,是打鬥手段的表演成份、觀赏價值及倫理化倾向。而這一切,都使得武侠小說日渐文人化。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從《陳氏合修宗譜》《義門陳氏宗譜》看陳寅恪家族

陳寅恪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云:"研究當時士大夫之言行出處者,必以詳知其家世之姻族連繫及宗教信仰二事為先决條件,此為冶史者之常識,無待贅論也."他批評梁啟超"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故按諸淵明……所出之家世,……所發明之新說,皆所難通."①陳氏之治史方法,於此可見一斑.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陶寺觀象 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的標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發掘是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重要的田野考古收獲,這裏是黄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基本結束,早期階級國家已經形成的階段的一個統治中心區域所在。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在這裏發現的天文觀象建築和有關的儀器,結合《尚書·堯典》的關於古天文的記載,可以認爲在當時的陶寺都邑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的天文職官,出現了“國家級”的天文學觀象建築,出現了早期配套的天文觀測儀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的太陽曆,促成了“赤黄體系”雛形的形成,促使人們對於早期天學理論的思考。“陶寺觀象臺”不僅是中國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并且在世界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朱熹以理釋仁的路徑和意義

周公完成的禮樂制度是儒教文明的基礎,孔子創建的仁學則是儒學的早期思想形態,而朱熹以理釋仁則是儒家哲學的成熟形態。可見,儒家思想的建立經歷了三個階段:禮(周公)—仁(孔子)—理(朱熹)。朱熹的經典詮釋是通過建立、詮釋《四書》來完成的,他將《四書》中的禮、仁均以一個"理"來概括,故而將其仁提升、發展爲一個理性的、普遍性同時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哲學範疇。朱熹以理釋仁,推動了仁學的哲學發展,使仁愛情感理性化、仁義原則普遍化、仁道觀念形上化,最終推動了仁的本體論建構。從價值體系來説,仁并没有發生重要變化,但是宋儒將這一套價值體系奠定在堅實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     

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

一 前言:從"傳統學術轉型"觀察清代學術思想史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課题.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援引、裂變與互滲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统學術自身的統系及變化,一是尋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過程,而前者尤其重要.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學術知識體系的近代性發展;無前者,則不僅無以知吾國傳統學術體系及特質,更將因學無所據而不知如何展開中西比對.     

索隱文學與《紅樓夢》中之礙語

宗室永忠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説,吊雪芹》一詩,應是坐實曹雪芹擁有《紅樓夢》著作權最强的證據之一,惟永忠的堂叔弘旿在評批此詩時,却"恐其中有礙語",宣稱不欲一讀。本文即整理出幾個較具體的事例,當試説明參與該小説創作過程的幾位要角(曹雪芹、脂硯齋和畸笏叟),確有可能因欲報復抄家之痛,遂隱晦地透過一些情節或批語來揭發涉及雍正帝的宫闈醜聞。此文對幫助我們掌握《紅樓夢》的成書背景與心態,應具有一定意義,筆者同時亦希望能藉此反省文學研究中的索隱傳統在紅學中應扮演的角色。     

黄宗義的思想創新紀念他的四百周年誕辰

一 黄宗羲的社會批判精神 浙江學人歷來富有社會批判精神.東漢時代的大哲學家王充(浙江上虞人)就是一位偉大的批判家.他立足於"元氣自然"宇宙觀和"無神無鬼"唯物論,以"實事疾妄"為著書立說的根本宗旨②,系統而深刻地批判了盛行當時的"天人感應"論、"王權神授"論、"天命目的"論、"灾異譴告"論,"人死為鬼"論以及關於歷史興衰、政治得失、自然灾變、風水時令、民風習俗等方面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與讖緯迷信.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詞深於興":比興傳統視閾中的南宋咏物詞

文學創作日益自覺,文學批評對比興的關注亦漸增多,前人不斷强調,對"物"產生充分的想象,才能真正體現"情",而運用和强調比興的傳統與對物的體認和思考,是共同存在於詩學審美的一貫歷程中的.隨着詞文體的興起,咏物詞很自然地漸漸成爲一類题材,北宋文人對物的關注更接近一種開放式的發掘、搜求、探索,南宋文人的體物之情則帶有剖析理質...     

冢墓:作爲劉宋的文化場域

冢墓是劉宋時代的文化場域,是對其時文學文化之發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時空變數.各種由上而下、從南到北的陵墓祭拜活動,遠至洛陽和長安的先代帝王陵墓,近至江南江北各地的祖先及功臣陵墓,或借助尊宗敬祖以重申血脉的正統性與權力的正當性,或借助身後名爵與人物評價以重構新的歷史闡釋.很多文壇名家參與其中,由此產生一批名篇佳制,甚至...     

學人寄語

最近幾年,我注意到整個華人學術界有一種新的發展:愈來愈緊、愈來愈機械化的指針及評量機制,這一個制度由自然科學吹到社會科學,現在又吹向人文學科。首先,我必須强調,我贊成健康的學術評量標准,不過,人文學科有其特質,必須摸索出一套合適的機制,輕率地移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標准會産生無窮的流弊。我想先在這裏提出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