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清代苏禄国朝贡史研究

古苏禄国与中国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明永乐十五年东、西、峒i王来朝将两国关系推向高潮,但自永乐二十二年后便断绝了朝贡往来,三百多年后,于清康熙年间复又请求朝贡。雍乾三十多年间,苏禄吲仅经准许的官方朝贡就达六次之多,未经准许的朝贡与民间来往更是数不胜数。但清政府对苏禄闰朝贡采取的是怀柔友好的政策以及两国朝贡往来的目的有着本质差别,即清政府重在政治需要,而苏禄国则强调经济目的。     

略述明代以前藏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交流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唐蕃双方互派使者,交流频繁。宋代,唃厮啰与宋朝的交往尽管只代表了部分藏族地区,但还是体现出来朝贡在维系二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元代,西藏地方通过朝贡,中央通过赏赐,既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也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太祖时期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外交状况

明朝建立初期,太祖朱元璋就在南海区域展开了对外交往。从整体上讲,这一时期中国与南海区域诸国建立起的朝贡体系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政治体系,而是主要依靠明政府在经济上做出牺牲,以及中华文化上的传播来维系的。转换视角对这一时期中国在南海区域外交状况进行研究,可以跳出以"我"为中心研究带来的束缚,才能真正搞清楚中外交往中的实际情况,明白在交往中南海区域诸国对中国的向心力程度以及向心力的来源。     

宾礼的演变与明清朝贡礼仪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经过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明清时期,朝贡礼仪日益烦琐僵化。履行朝贡礼仪不仅是确立中外政治臣属关系的象征,也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埋下了祸根。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清代与越南的朝贡看桂南之中越交通

中越宗藩关系以朝贡册封为表现形式。清代时中越之间的朝贡不断,贡路的畅通更是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也带动了贸易的发展考察中越的朝贡关系,可从中透视桂南地区中越交通路线的发展情况,并探寻出交通兴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明蒙朝贡体制与土木之变

明蒙朝贡体制是明代朝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廷处理与蒙古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明蒙交往的最好见证。有明一代,明蒙朝贡体制长期运行,这期间的明蒙交往常有和平往来,少有冲突与战争。而土木之变即是在明蒙朝贡体制顺利发展到高峰时期爆发的一次战争,它是一次偶然事件,与明蒙民族矛盾无关。     

略论清前期中暹大米贸易的作用及其影响

中暹大米贸易源远流长。清前期,为了缓和东南沿海的粮食危机,中暹大米贸易关系产生,并且随之兴旺发展。中暹大米贸易对中国和泰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外关系史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明清更替对传统的中缅宗藩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缅甸东吁王朝拒绝向清王朝臣服。直到乾隆时期,因内忧外患的加剧,才重新向清王朝入贡,其媒介就是边境地区矿丁吴尚贤的劝说。然而,1752年东吁王朝的猝死令新建立的中缅宗藩关系流产。中缅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了清代中前期双方国力对比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双方的对外政策和宗藩关系。     

论历史时期的土兵与土司兵

历史时期的土兵是本地军的意思;元明及清前期的土司兵是以耕种土司占有的兵田为生,以向土司服兵役换取田地耕种权并依附于土司的农奴。土兵与土司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职责、隶属和地位的差别。     

"义利之辨"新探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义利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思想。先秦儒家首开“义利之辨”之先河,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直到明末清初,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行”、“以义导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古训的教益,以利于科学定位义利关系,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清代与民国时期广西境内的族群交往

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清代与民国时期,广西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移民社会,境内族群关系复杂,特别是由于人口压力与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存在,不同族群间时有冲突且交往不多。民族壁垒的形成、封闭的婚姻圈以及不同的祭祀圈发展,反映了清代到民国时期不利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族群交往体系。     

从明代小说看明代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宋元时期逐步兴起的中国工商业，经明初作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后，在明中叶开始繁荣起来，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市民商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当时各种手工行业如酿酒、绘画褙裱、园艺、织造、首饰制作等情况的描写，是明代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时我国早期工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西南与湖北早期佛像的关系

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有摇钱树佛像、墓葬雕刻佛像和陶佛像,年代以东汉时期为主;湖北早期佛像有陶瓷器、铜镜和鎏金铜牌佛像,年代是吴晋时期。两者部分图像志有相似之处,反映了西南早期佛像对湖北的影响。两地差异是:西南均为说法坐佛,仪轨规范,佛像载体与丧葬有关;湖北多施禅定印坐佛,佛与菩萨衣着和发式混淆,佛像载体为实用器。两地差异反映了二者粉本的来源不同。     

德州回族渊源考

德州回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德州回族的来源主要有五：一是元明清陆续自外迁入,二是历代回回兵及其后裔,三是回回商人及其后裔,四是苏禄东王后裔的融人,五是其他民族的融人。在德州回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先秦时期昭通与巴蜀的历史联系

昭通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与滇文化交流的纽带。昭通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巴蜀之间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受其影响昭通成为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此后昭通与巴蜀的联系即连续不断,为以后中原王朝对云南开发和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