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媒介事件中的文化传播现象

媒介事件是通过多种传播媒介进行报道的重大议题和事件,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社会影响力,同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媒介事件不再是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近些年来发生的媒介事件中,文化传播现象屡见不鲜,利用媒介事件进行文化传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电视媒介事件——传播的新形式与新效果

电视媒介事件是电视媒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传播形式,最早出现在欧美电视界,近年来,我国电视媒体大量采用,且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但目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电视媒介事件——传播的新形式与新效果》一文对媒介事件产生的历史,电视媒介事件的形式、内容和效果进行了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电视媒介事件”这一传播现象的系统认识。     

“贾君鹏事件”:媒介事件与社会的“集体记忆”

一、贾君鹏事件：新媒体“媒介事件”的典型文本1．“媒介事件”的概念演变：从卫星电视到新媒体1992年,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将“媒介事件”定义为：“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     

媒介事件概念演变与传播视角创新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及社会语境的变化,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提出的媒介事件定义,其内涵和外延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本文在回顾媒介事件概念嬗变的同时,分析了影响媒介事件传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因素,并尝试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官方微博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事件的报道为样本,进行个案研究与分析,探讨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传播视角、传播方式的创新。     

媒体下的阅兵式——论我国如何处理全球媒介事件

丹尼尔·戴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定义媒介事件为:"对电视的节目性收看,即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①这些事件是媒介事先策划好的,与事件同时参与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带有象征意义和表演性质的活动.随着世界加快向地球村发展,重大事件极易吸引各国媒介的集体关注,形成"全球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对群体认同的塑造——以“中国女排夺冠”为例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作为一项具有特殊性，仪式性的媒介事件，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凝聚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新时代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用媒介事件理论解读中国女排夺冠这一伟大事件，可以看出它具有媒介事件的理论特征。同时，这一事件也构建了“想象共同体”，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认同和媒介事件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与法治进路--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近年来由农地冲突、拆迁补偿纠纷等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其背后折射出农村法治的严重缺失与不足。法治为公正、理性与有序地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最佳途径。本研究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主要考察分析媒体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状况及法治进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普及法治精神、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等深度功能的策略路径,如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以及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思维路径探讨;在危机传播模式上,还应加强蕴含“可辩驳性”法治思维的“双向式对称模式”等。     

“破坏性”与“仪式性”共存：媒介事件理论如何被超越——兼与曹培鑫教授等商榷

开国大典广播实况转播超越了电视现场直播作为媒介事件的预设前提,但具有媒介事件的其他典型特征和社会功能,主要属于庆贺新政府成立的“加冕”脚本。西方学界对媒介事件理论的突破和超越主要体现在从“仪式性”向“破坏性”的转变,但破坏性事件并没有完全取代仪式性事件,二者为并存关系。鉴于事件与新媒体之间呈现的新的互构关系,国内学界赋予媒介事件理论以媒介抗争等新内涵。媒介事件理论是电视媒介文化的产物,在全球数字媒介文化环境下,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因为社会生活离不开仪式,仪式性媒介事件和传统意义的国家级媒介事件依然存在,同时,媒介事件部分特性和功能发生了相应改变。     

新媒体语境下“媒介事件”的特性初探

“媒介事件”的概念在传播学中由来已久,丹尼尔·戴扬和埃利胡·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电视现场直播》一书中将媒介事件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遂个“戴卡”定义,其中有两个关键词：“电视”和“历史事件”,而电视无疑在该定义中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所谓“媒介事件”在这里就等同于“电视事件”了。     

媒介：行走在道德的边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报道的道德反思

在过去不久的２００２年，媒介道德无疑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五胞胎事件、歌手高枫病逝事件、《东周刊》事件，一件接一件，就像一个个放大镜，将媒介的行为一次次地放大。媒介似乎还从来没有在这样集中的时间段里经历如此多的道德拷问。岁末，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事件的出现，媒介的表现再一次遭来质疑。而这一次，部分媒介似乎已经意欲走到道德的边轨之外，这不能不令每一位传媒人反思和警醒。众“媒”鼓噪由于新闻资源有限，由于事件本身的敏感性，由于“世界艾滋病日”的即将来临，媒介在这次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蜂拥而至，这本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