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团音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团音化”现象——以四川西充方言为例

作为与尖音相对相生的一个概念,团音在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中有多种模式,也反映出了不同的音变现象。在有些方言中,中古侯韵、痕韵、登韵的开口一等及庚耕二韵的开口二等见系字读音,与某些团音形式相仿,但并非团音,而是元音舌位高化的产物,应区别对待。     

重庆忠县石宝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重庆忠县石宝方言是三峡移民的原居地方言,石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石宝方言在语音上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现在读塞音、塞檫音的时候,平声一律读送气清音,仄声一律读不送气清音,古代泥来母字相混;尖音团音不分;没有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对立;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声塞音韵尾消失,但保留入声调类。     

学界京剧界对尖团音认识的区别和辨正

普通话没有尖团音,而京剧艺术语言很重视尖团。尖团音的形成是根据汉字声母而来。汉语语言学者和京剧艺术家对尖团音的认识不尽相同,京剧界对尖团音的传统定义比较复杂。该文对常用的重团音、轻团音和两种尖音一一列出,以帮助京剧演员和票友在演唱中纠正反尖为团或反团为尖现象;同时,对于我国尖音方言区在推普正音中也提供了纠尖依据。     

河南方言"尖音"探源

河南方言“尖团分立”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种语音特点使河南人使用普通话时尖音突出。为了合理使用通语和方言,本文对河南方言“尖音”的语音特点及其历史成因、发展流变、前人研究成果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该研究以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为研究对象,对比了两地方言形式单位概念的突显成分;接着,对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结构式的数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两地方言形式单位多见于偏正式,其次为动宾式;再者,该研究发现较临沂方言形式单位而言,邵阳方言形式单位中的直陈式更多,且于二者中,转喻式皆最多;最后,该研究总结出了三点邵阳、临沂方言形式单位概念形式表征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了造成上述差异的动因,有利于两地人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研究与认识。     

豫北方言中的尖团音

一、何谓“尖团音”普通话里读 j、q、x 三个声母的字,从历史上看还有两个不同的来源,简单地说,一部分来自古代读 g、k、h 声母的字,比如“胶”,读 jiāo,但有的方言中读 gīao,“吓”,普通话读 xià,但也保留了 hè音;另一部分来自古代读 z、c、s 声母的字,如“积”,普通话读 jī,而在方言中读 zī,“妻”,普通话读 qī,有的方言中读 cī。前者即为团音字,合者即为尖音字。再如:“京、轻、兴”与“精、青、星”,这两类字在普通话里的读音是没有区别的,即京=精,轻=青,兴=星。但是,在     

邯邢方言的尖团分读

通过对邯邢方言的尖团分读调查分析,表明了由于推普工作的不断深入,邯邢方言的尖团字有合二而一的趋势,方言中的尖音字正在向普通话语音过渡.     

语言接触中方言特征的易位研究——以临沂方言为个案

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接触是我国现行语言政策下语言接触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和普通话的接触过程中,方言会逐渐变异,甚至可能出现典型特征的易位现象。和普通话的接触过程中,临沂方言的一些典型特征发生了变化,而文化、年龄、职业、性别等社会因素对语言易位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语言的社会变体及其分类

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体问题,首先应考察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其中包括语言和社会的依存关系、语言的变异性和区分语言社会变体的标准及其分类。语言的社会变体包括地域变体和社会方言变体。社会方言变体主要有阶层变体、领域语言变体和语言的性别变体,其中性别变体表现在用语上的差别、性别差异中的歧视和女性语体诸方面。语言的社会变体还有口语与书面语、语体、文体等语言功能变体。     

从"幼齿"看网络时代新词新语的产生与扩散的新途径

我们考察发现,“幼齿”应是中古时期产生的一个新词,指称“幼年或小孩子”,今仍存活在汉语方言口语中。网络中出现的新词“幼齿”源自台湾闽语,随着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其词义及语体色彩也发生了变异。该词的传播途径是以方言翻译外来文化产品,再以文化产品为载体,通过网络等手段输入大陆,遂扩散开来成为网络流行语。     

缘水求诗——从水之意象论阴铿的诗歌创作

处于六朝末期,梁陈交际的阴铿,是探索音韵规律、探索近体诗形式的重要诗人。因其传世作品仅有34首,史传中对他的记载也很简略,今人已无从得知他是否是自觉地遵循着某种理论来创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他为届世诗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阴铿诗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水”的意象出现得颇为频繁。在其传世的三十余首诗中,有12首诗含有“江、河、溪、池”内容,这还不包括他的两首《闲居对雨》中的水之意象,近半数作品中都有水出现,其扮演的角色也多有不同,可以说,“水”见证了诗人的创作。     

“吟叹曲”与吟叹乐府诗

"吟叹曲"是汉乐府的一个歌诗类别,具有独特的演奏形式与艺术风格。曹魏以降,随着"相和诸调歌诗"的兴起,部分吟叹曲辞被分化、融入到"楚调曲"当中,成为相和诸调曲之一。其余仍然保留独立演奏形态的吟叹曲辞在宫廷乐部中的地位日有所降,古曲曲辞逐渐散亡。后世文人以吟、叹为题的乐府诗创作,深受汉魏两晋时期"吟叹曲"曲辞的影响。     

尹珍的身世籍贯和遗迹考说

尹珍是＂生于荒裔＂的东汉时期著名儒学者、教育家。其历经风霜,北上＂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长期以来,尹珍的身世、籍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其影响,＂凡属？柯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遗迹众多,声名远播。文章通过考证,认为尹珍的籍贯为东汉？柯郡毋敛县（今贵州独山、荔波境内）;其学成返郡后,主要在条件较好的鄨县各地（今贵州绥阳、正安）招收学生,从事教授。渐而名著声誉,成开南疆学校教育之先师。     

林云铭与《庄子因》

自清初以来,以文章之学评注《庄子》的著作纷纷涌现,造成了庄学的新局面,其中以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陆树芝《庄子雪》等最为杰出。论文对林云铭的传记文献试加梳理,同时,对其《庄子因》一书的著述宗旨略作推论。     

诗坛雄鹰——于坚

于坚的诗歌是在他的诗歌理念观照下的有着统一性的诗歌创作。在对于坚诗歌作出整体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或具有系列性或具有集中性的典型诗歌的细心解读,在与之前朦胧诗派的对比参照之下,可以看出于坚诗歌在诗歌内容、意象、语言、整体风格和他所持有的诗歌理念方面明显地体现出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的审美倾向。     

“隐秀”之所指

《文心雕龙.隐秀》篇的本意是讨论文学作品中的两种美学表现及其出现的原因,继而讨论这两种美学表现的不同特征和相互关系,顺带讨论这两种表现的审美效果以及达到这两种表现的途径。隐秀涉及到文学风格、作品鉴赏等方面;隐秀又与其他范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隐秀的内涵与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着内在相通之处。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内涵、嬗变及其他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与建安诗文频繁地使用“慷慨”一词有一定的关系。“慷慨”一词在建安诗文中的内涵是不同的。慷慨风格在建安诗人作品中的表现也各异。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有一个渐见具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不是凝固、封闭式的,而是运动、开放式的。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形成,与曹氏父子的大力提倡,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使用质朴劲健的语言等分不开。“建安风骨”与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不能等同。     

融史实论证和爱国意蕴于一体的政论史学家——评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宋元之际文史大家胡三省以毕生精力,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音注》。胡注倡导古为今用崇尚实学,讨论民为国本为政治之要,强调统治者政治智慧的发挥要与时俱进,提出民主致治的富民、惠民主张,探求历代“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使史实论证和爱国意蕴融于一体,提出一套完整的封建治国思想和理论,为我国政论史学树立历史丰碑。     

尹珍文化与正安文明发展刍论

1900多年来,尹珍文化始终与黔北一带,尤其与正安的文明发展息息相关,而于教育、文化、艺术方面影响尤为最大。文章在简叙尹珍文化的历史渊源基础上,对其推动正安文明发展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对尹珍文化的现实意义进行了现实思考。     

汉语词序的动因探究——以“上下”和“阴阳”为例

语言符号的听觉属性决定了语言的线性原则,引起了符号的顺序问题。于是,就此深入探讨汉语中反义语素相连而构成的固定词序所蕴藏的深层次动因。以“上下”为代表的一类词属于空间范畴,有其经验的基础;而以“阴阳”为代表的一类词则更多地打上了文化的印迹。因此,“上下”和“阴阳”中语素排列的顺序就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宇宙观：崇阳抑阴和重阴轻阳。此外,由于“前阳后阴”思想的影响导致反义语素在使用中的种种不对称和正反问句中肯定、否定成分的不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