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与世界伦理——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伦理”构想的可能贡献

筹划实施“世界伦理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为解决全球性危机和应对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参与该计划的中国学者刘述先教授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一分殊”来消解客观存在着的文化差异以达成共识。但对“理一分殊”命题中的“理一”，似不应作狭隘的理解，而应当深入各类文明和各种文化现象的内部探索其内在蕴藏着的深层结构，从结构及其功能的关系以揭明更加普遍的东西。从人的存在及其规定性出发，揭明以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以致于自己的整个外部世界，是每一个人正确理解和合理处理自己的全部对象性关系的基本规范，从而可以理解为世界伦理得以成立的基本原理。     

主体性建构的曲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困境

现代性文学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但是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建构却是不健全的。正是由于主体性的不健全,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在政治话语和商业话语中丧失自己的言说空间。中国现代文化中主体性建构困难的原因,可能与中国传统形上结构的缺乏有关。因此,重视对西方形上结构的理解和探讨也应当是当下文学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道正名：从《西铭》到“理一分殊”

宋代理学的政治思想一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对“理一分殊”的研究也多半集中于认识论和伦理学领域。然而考察从张载《西铭》到“理一分殊”的学理建构过程,却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宋代理学家对政治的观照和设计。“理一分殊”思想蕴含了理学家制衡君权,平衡政体的设想,君为王道之主,师以道导君德,宰相替君王治天下,政治组织一循天理,各安本分从事。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刘述先“理一分殊”儒学视野刍议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提出给予宋明理学重要命题“理一分殊”以全新的现代阐释来讨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其用“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讨论传统的现代重构,“分不患其不殊,所难者理一耳”讨论多元化世界伦理会通的可能.“理一分殊”从方法论上拓展了儒家文化传统在当代创造地发展和平等地与西方对话的文化视野,也为文化类型的一般与特殊提供了可供讨论的视角.     

“大革命文学史观”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论杨洪承先生《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杨洪承教授的新著《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的首要之功在于建构了“大革命文学史观”。这种“大革命文学史观”提取于近现代三大政治革命,但又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覆盖性。它是建构在“五四”新文学的民主、科学意识形态之上的平民主义、现实主义等价值观的文学史学术话语。杨洪承教授运用“大革命文学史观”,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的结构形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家谱系的革命性,进行了细节性的考证和历史本质的归纳,揭示了普遍存在于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互动逻辑,从革命文学社群和谱系的角度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体性话语权对新文学史建构的影响——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例

通常来说,文学史的叙述在撰写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撰写者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话语范式。主体性话语权作为撰写者意识或潜意识层的写作倾向,对一部新文学史建构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这就导致被建构的文学史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模糊其当下历史的真实情势,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撰写出具有"侧重还原"笔锋的历史片段,产生与真实历史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化阅读效果。本文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例,从其作为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三个身份的思维特征和审美取向等方向出发,初步探究其主体性话语权与撰写《纲要》之间所产生多样式联系。     

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

从呼唤女性话语权力、重建女性话语系统、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影响的焦虑三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书写中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 ,指出能否利用西方话语资源 ,建构全球文化语境下的本土女性话语体系 ,实现女性写作的话语自立 ,是女性文学走出尴尬与焦虑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

黎虎发表于《文史哲》2020年第1期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论纲》),以本土化语汇概念,对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史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阐释,为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下简称“三个中国”)古史话语体系、掌握古史研究话语权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论纲》主张厘清“舶来”话语的是非正误,乃是建立“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前提;《论纲》主张准确揭示中国古史的矛盾特殊性——“权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及其主要矛盾关系,乃是建构“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根本;《论纲》主张运用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乃是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史学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和必要组成部分,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论纲》及其学术贡献表明：运用本土固有词汇概念,不仅能够建构“三个中国”的古史体系,而且能够真正有助于掌握史学话语权。     

立足“本土”的书写——李锐小说创作简论

“本土”是个复杂多变的概念,相对于李锐的具体创作,“本土”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双向煎熬”的体验成了李锐关于“本土”的核心体验。李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表现在对历史现代性的质疑和对民间世界的关注两个向度上。李锐对“本土中国”的思考还集中地表现在他对现代汉语的思考上,他强调回归到口语之海是确立现代汉语主体性并且实现文体自觉的重要途径。     

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拿“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衡量延安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粗暴简单的推论和误判。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共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     

话语转型与主体性的缺失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话语和观念转型,第一次是从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观念的转型,以及由“非人的文学”向“人的文学”的转型,这是个体主体性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第二次是从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向左翼的革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转型,这是个体主体性逐渐为集体主体吞噬并走向消亡的过程,也是文学成就逐渐滑坡的过程。     

高等教育的贡献与价值：中西话语体系下的概念辨析与本土建构

高等教育在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理解和解释高等教育的贡献与价值对高等教育自身与社会、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公益”“私益”“共益”是当前国际与本土学界用以解释高等教育贡献与价值的核心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取向。本文关注中国文化中的“公”“私”之辩,并基于具体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实践,解释为何被我国高等教育广泛使用的“公益”“私益”等西方理念难以有效捕捉我国话语中“公”“私”概念的内涵,而“共益”概念与我国话语更为接近,可以成为更适合描述我国高等教育贡献与价值的理念。对相关概念在中西话语体系下的概念辨析与本土建构,也是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有效回应。     

诗国文苑任遨游《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自学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收录了宋代以前较为重要的文学作品。对于这些文学作品的阅读应当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相结合。以具体的作品来确证文学史的发展进程，通过文学史对于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特征的描述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就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其主体的艺术形式是“诗”和“文”，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把握这一总的特点，方可找到进入中国传统文学世界的通途。     

朱熹理学与天台佛学的关系

宋代儒学一变孔孟传统风格,以心性为核心建立起人生哲学体系,后人把这一代儒学别称为“理学”。理学家纷纷援佛入儒,借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朱熹吸收了佛学天台宗的“实相”说、“性恶”说和“一念、三千”等理论,建构起自己以“天理”为本体的、以“理一分殊”为特色的人生心性学说。     

走向世界教育学的中国自觉——基于话语体系生成的维度

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是教育学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是教育学中国经验的智慧提升,是教育学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作为教育学“思想学理表征系统”的中国话语体系,始终处于“反向格义”与“主动化西”、“传承弘扬”与“重塑再生”、“宏大理论”与“微观叙事”的张力之中,在合乎现实之需、时代之规、历史之情、未来之势的基础上,需要持续回应“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在哪说”“说得如何”等问题。话语主体的情感认同与交往理性、话语内容的概念创生与论证说理、话语表达的模态建构与复调叙事、话语场域的时空重塑与再情境化、话语生态的求同存异与百家争鸣共同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要素与问答逻辑。探索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需要扎根本土变革实践,凝聚标志理论共识,增强解释力与公信力;设置世界教育议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提升引领力与显示度;整合立体传播网络,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高辐射力与影响度。     

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需要从价值定位、契机基础、内容聚焦、实践战略等多重维度去把握。从价值定位之维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能为反驳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调提供话语支撑,为塑造国家良好形象提供话语辩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话语助力。从契机基础之维看,现实的强烈呼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契机,良好的话语信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突出的理论优势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话语内容之维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容主要包括理论主题、基本范畴、逻辑主线、价值内核等“核心构件”。从实践战略之维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要“言之有料”,注重话语创新性;要“言之有理”,彰显话语说服力;要“言之有方”,增强话语感染力;要“言之有器”,提升话语传播力。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 --序《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

自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1 985年发表《论“2 0世纪中国文学”》后 ,围绕这个话题 ,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意见 ,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也有主张“另写文学史”的。但是 ,赞成者居多。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又联合在 1 988年出版《“2 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我看来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填平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人为鸿沟 ,赋予 2 0世纪中国文学以整体感悟的可能。从深处讲 ,它瓦解了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史阐释体系 ,使文学史界不再按照革命史的话语模式来编撰文学史。在政治标准下似…     

中国20世纪文论话语建构的症结

中国 2 0世纪文论话语的建构 ,是对以儒释道文化为基点的传统话语体系的彻底革命。然而 ,由于疏离社会政治的本体化和边缘化 ,导致了缺省原动力的软骨症、轻视文学事实的学院化和玄学化 ,导致了丧失话语能力的失语症、缺乏原创性理论基点的苏俄化和欧美化 ,导致了原创性理论贫乏的贫血症 ,致使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丧失了独立地位和深刻影响。只有关注社会政治 ,重视文学事实 ,尤其创立原创性理论基点 ,才有望在 2 1世纪建构出具有世界影响的独创性文论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