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科学研究的运行机制

19世纪中后期,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但由于战争和德国政府的科学政策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抵制,导致德国科学研究衰落并丧失了国际科学领头羊的地位。为了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科学声誉,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合作运动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整合、控制乡村社会,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实现民生主义而兴起了农村合作运动,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合作组织在农村的建立,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变革和乡村金融关系的变迁,在与家族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博弈中也给我国乡村注入了现代化的因子.     

资金构成与合作社的“异化”——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转向”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结束了从"五四"时期所开启的短暂的启蒙时代而急速步入了空前激烈的革命话语时期。这一影响致远的文学"聚变",不但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改变了之后数代文人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国文学的"革命转向"既是基于战争与革命现实的被迫之举,同时亦是当时大多数富有历史责任与重担的中国作家其集体主义精神的"错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农民社会资本的耗损表现、原因及启示——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状况为例

急剧、大量减少而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是中国农民的社会资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突出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政府将“政社合一”的政策当成了社会转型的主要手段。而这就告诉今人,在任何时候,政府都应为非政治的私人活动留出足够的空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结果。国家大后方战略的调整、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促成了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边疆研究格局的极大改观,使西南研究逐步取得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地位。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木刻与中国抗战宣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外木刻艺术交流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较,木刻具有诸如绘画等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视觉冲击力,这恰好为中国军民抗战精神以及事实的反映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抗战宣传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为了使世界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抗战的现实境况及中国人民顽强不息的抗战精神,激励和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一致,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中外各国尤其是与苏联展开了积极且颇有成效的木刻艺术交流。     

20世纪30年代城市下层劳工的生存状况——以南京社会调查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城市公共交通的落后和迫切的出行需求,让人力车在公共交通中的优势得以凸显。南京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迫使农民把拉人力车作为除乞讨之外的最后选择。人力车夫必须付出超强的体力,承受高额的车租,忍受警察的责难、乘客的谩骂和流氓的勒索,不定时的工作状态、超长的工作时间未能增进有限的收入,使他们摆脱生活的贫困。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落后,难以给予进城农民新的生存机会。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是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衰败,城市交通落后,政府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能力有限的反映。     

20世纪30年代前后安徽省留学教育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前后,安徽省的留学教育有其宏观背景。安徽省于30年代前后制订了相关留学政策并强调留学管理。30年代前后的安徽留学教育呈现出一些特点:留学生数量不多,但在全国并不落后;自费生多于公费生;男生多于女生;留学生生源籍贯集中在合肥、桐城、歙县等少数文化和教育发达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     

“教”“学”相长——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文教育新思想的萌动

“教”与“学”是教育的两个基木要素,“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教育的基木问题之一。对教与学的规律做出的正确理论诠释,必将给教学实际工作以巨大的指导作用。规律同然重要,但揭示规律发现的过程Ⅻ样苇要,它为说明规律的真理性提供了历史依据。本文拟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对于教学规律的新认识进行追述,息在做到古为今用,为当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新理念辅以历史上的借鉴。     

从《挪威的森林》看日本20世纪60年代青年的生存状态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它既表现出高超的艺术实力,也有最贴近生活的符号背景,是村上以无数真实的都市生活场景贴出的无奈人生,并以此折射出日本战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新一代青年的生存状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直觉方法——以艾思奇与张氏兄弟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与现代新儒学在哲学方法论上推崇直觉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视辩证法而拒斥直觉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直觉方法的相关论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艾思奇笼统地以理智来排斥直觉方法,到张岱年以逻辑分析法与辩证法拒斥形上直觉,再到张申府试图在辩证法的范围内调和逻辑分析法与直觉方法,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直觉方法的认识在逐步转向深入。通过对他们的相关思想做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一时期对于直觉方法理解的逻辑历程,亦可进而在哲学方法观的层面检视其理论得失。     

日本“不宣而战”的秘密——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例

文章认为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宣而战"是因为不宣而战可以煽动国内人民的情绪,逃避战争责任;可以不遵守已签署的国际条约,免受条约约束;可以继续推行其"以华制华"策略,扶植傀儡政权。     

政治民主 经济自给 文娱高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记者视野中抗日根据地的特质

近年来,中共革命研究中的"他者"视野受到重视。在曾游历过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现出民主政治、自给经济和高尚文娱的特质,这不仅使其拥有了抗击侵略者的生存空间和战略依托,还使其经受住了时代考验,赢得了群众支持。在惨烈的战争环境中,抗日根据地能够在敌后坚持的重大意义在于给予了中国民众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希望。     

校长筹资与大学权益诉求——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1920-1927年间,北京大学校长在推进北京大学的发展中遭遇经费支绌的困境。校长运用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拓展经济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本,同时不断地通过"上呈文"与"辞职"等方式试图影响和制衡政府干扰教育的违法行为。期间,校长还得到了校内教职员及学生的支持与援助。虽因其努力推动北京大学的发展,但终究实力悬殊,难以维护北京大学的权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知识分子爱国情怀与学术研究的共同场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民族主义高涨。受此影响,中日两国在学术上也呈对抗之势,表现在从九.一八至抗战前,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大批知识分子转而从事边疆问题学术研究,以应对日本学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期唤醒国人、政府的边疆意识和救国责任。抗战期间,东部大批高校、研究机构及知识分子等的西迁,使中国边疆不仅成为知识分子抒发爱国情怀的场域,也成为他们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本土化的边疆学术研究的场域。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院系调整是学术界近年来的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但由于资料发掘不够,仍需进一步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是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内在要求.取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大学丧失了自主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肢解人文学科,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欲求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确定革命路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角度第一次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科学概念,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通过论战,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为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传媒覆盖下的作家生存法则之变

市场经济实施以前的新中国作家,不仅享有“中上”以上水平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且还一直被当作“精神领袖”和“启蒙导师”而备受尊重。虽然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处境险恶,但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与醒目性却是不容忽视。可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实行与展开,作家的经济地位不仅整体下降到“中等”以下水平,而且其通过“文学叙事”执掌言说历史“牛耳”的话语权,也被快速崛起的大众传媒及“传媒叙事”所攫取。作家由“文化英雄”到“文化难民”的生存锐变,折射了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在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