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料学

判断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其史料建设的完善程度是重要标准。事实上，对史料的正视和重视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老一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一贯重视史料的保存及发掘，尽管那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阿英、唐弢等无不强调史料的至关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史料工作。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开拓者是阿英。     

范泉:隐形的现代文学史家

范泉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于中国现代学史上的“出土物”。他是名的作家、翻译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学史家。在中国现代学史研究上范泉具有极重要的位置：他是中国现代学史料的拓荒,是大陆研究台湾学的第一人。     

现代文学史料学

一判断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其史料建设的完善程度是重要标准。事实上,对史料的正视和重视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老一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一贯重视史料的保存及发掘,尽管那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阿英、唐弢等无不强调史料的至关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史料工作。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开拓者是阿英。阿英在文学史料的处理上继承了目录、版本、考证、辑佚等传     

现代文学史观探析

现代文学史观既可以是时间上的所指也可以是学科意义上的存在。古代文学史观到现代文学史观的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除国外新思潮、新思想传人的影响外,文学、史学观念的变革亦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带有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数十年。开拓与探寻适合当前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学史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潜存的学术增长点。     

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列举一些现当代文学修改作品的例子。并分析由于一些研究者缺乏史料学观念 ,导致了研究成果的违反科学性。旨在说明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树立史料学观念     

方修: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

马华学自来无史;有之,则自方修始。方修是对马平学的性质和特点、源头和分期作出合理界说的第一人,也是本地人写本地学史的第一人。他的论是马平学作为一门学科创始的标志。他用现实主义学观来描述马华学的成长史,难免有欠周全之处,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在国内外尤其是对中国学研究马华学的巨大影响。尽管人们对方修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马华学研究史领域,目前尚未脱离“方修时代”。     

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文章通过从老一辈马列主义史学家前伯赞对史料的重要性的关注、对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的正确阐述、对史料学研究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对古典文学作品中史料的发掘和探讨等四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并评价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及其对史料学方面的探讨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及其对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论傅斯年对兰克的“曲解”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傅斯年特别重视搜集.整理、研究史料而轻视总结历史规律.他认为“历史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主张研究历史要让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反对越过史料去推论,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于与现实联系得十分密切的近代的历史学,傅斯年更提出了近乎狭隘的观念,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可逢着的一切史料”.     

文学史研究"整体感受"中的感性与理性

中国现代学研究的“整体感受”，是从现实感出发对历史的感受和最大程度地“客观”化了的“主观”感受所形成的学史“语境”感中对人的生命感。但是，感受欲望中意志、情感与理性内在相联系，在当下研究中，现实人生体验和感受生成的精神资源如何转化为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力和理性概括力，以实现微观层面感性形态的学史感受向宏观视野中理性形态的学史话语的转换，显得更为重要。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

傅斯年因倡导“史学只是史料学”而名闻学林,不少学者批评他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实,傅斯年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史料的关注而采取了夸张性的表述。他对于史料的重视与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历程。但其过分强调史料与实证、反对疏通与推论,则又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实际上,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大胆的解释,贯穿着创造性的史识,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折射出他对史学主客观问题认识的思想转变,即从追求史学客观性,继而认识到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容许想象”,再到其晚年主张“用多元主义代替客观主义”。     

文献的史料学定义与利用问题

将所有原始资料归纳为献，按照史料的社会属性，划分为八类，即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述、遗址遗迹与器物、口碑资料与乡例民俗，有助于构筑科学的史料学分析体系。这一做法需要人们正确认识献所包含的史料形式，以及各类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史料的利用上，既要承认献的可靠性，又要从它的相对性出发，承认提炼和选择的必要。“核心史料”和“关键史料”的概念，它的史料学基础就是史料的相对性。     

王勃之文学史意义

文章对王勃的文学史意义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述.结合相关史料,以王勃为切入点,观照“初唐四杰”其他诗人,条分缕析,去伪存真,对王勃及其他诗人的文学创作展开全面的比较评价,以突出初唐文学前承齐、梁,后启盛唐,处于中国文学转折之关捩的重要性.王勃诗文,兼融前代缘情绮丽与唐代新风慷慨雄壮于一体,既对前代文风删汰与选择,又对盛唐文风开启与呼唤.特别在五律、五绝、七言歌行等诗歌形式定型中,王勃是重要的奠基者、有力的实践者和大刀阔斧的开创者.此外,其文情感饱满、气势磅礴,非常人能及.唐代杜甫誉之为“王杨卢骆当时体”,明人胡应麟奉之为“唐人开山祖”,清代纪昀尊之为“四杰之冠”,充分显示了王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隔代相映：史料观与方法论——以傅斯年与张忠培为中心

作为历史学者的傅斯年与作为考古学者的张忠培,属于前后两代人,历史上并无交集,然在学术思想,特别是史料观和方法论方面,却呈现出了一种“隔代相映”现象。两位学人在史料的态度以及史学和考古学方法论的看法上有着极好的传承、默契与共鸣。     

构建文学史新观念及文学史原貌

一部成熟的文学史会发现被历史和时代文化语境所遮蔽和淹没的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发掘出更多有文学历史价值的史料。而文学史的编撰是以文学史观念为逻辑前提,不同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不同样态的文学史出现。因此要真正展示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新时期文学史的编撰就应当在一种宏阔的大文学史观的指导下尽量还原当时文学的历史原始形态,才能构建出现代而客观的文学史。     

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新中国史研究发端于新中国的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步兴起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其史料学基础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在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包含着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思想认识,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其迄今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尚未清晰地区别开来,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教学生会学”的机制

一、“会教”是“会学”的先导现代教学观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是学的先导,教为学服务,教学相长。教学要产生这样的效果：教者,思若泉涌,挥洒自如;学者,思维活跃,兴趣浓厚,达到最大发展。“教学生会学”对教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要求教师精通教的原理,既要有...     

新高考历史复习中应加强史料教学“三化”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龆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句名吾“史学就是史料学”。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工作者总是根据史料来认识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通过史料呈现历史事实,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沦从史出,史论结合”。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冒。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皮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中江藤树哲学思想研究

阳明学中的“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还在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广泛普及。随着阳明学在日本推广的不断深入,日本学者根据本土文化特征赋予了阳明学新的内涵。本文以日本阳明学开山鼻祖中江藤树的思想研究为视角,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中江藤树的哲学思想(良知观、圣人观、忠孝观、儒佛观)、阳明学对日本的深远影响等三个方面着重论述阳明学之于日本社会的重要价值。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