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森罗苹到福尔摩斯

听说很多台湾人都是看一本名叫《亚森罗苹》的书长大的。起初我在小时候也好爱看这本书的。不仅爱看,而且还因为太爱亚森罗苹这位怪盗绅士,竟莫名其妙地讨厌他的对手福尔摩斯。尽管我的一位好朋友拼命跟我推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多好看,可是为了表示对亚森罗苹的忠心,我无论如何都不理他。后来才知道,亚森罗苹和福尔摩斯都不是真人,而且人家福尔摩斯还比亚森罗苹早出道,写亚森罗苹的卢布朗就是为了沾福尔摩斯的光,才把他写成对手,在福尔摩斯原作者柯南·道尔的记载中,福尔摩斯根本不认识亚森罗苹嘛。好玩的是,我长大了以后却比较喜欢看《…     

初探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的本质即跨文化交际活动。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立场,有助于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最大限度地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译介,以此使得其他国家民族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时,在多元文化语境大局下正确看待“归化”与“异化”,有助于以尊重包容的心态面对异质文化的译介。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使“归化”与“异化”走向极端,尝试以“沟通与交流、维护多元化语言和文化多样化”为翻译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使其最大限度共生共享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理性重构：翻译思维转换与重写——从“干爹”和“Godfather”的对决说起

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播出去,译介的有效性起关键作用,译介行为应注重思维转换.文章从“干爹”和“Godfather”的翻译以及再回译为例,在两者的词源中找出异同.文章梳理我们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翻译不对称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目标语读者对译介作品的要求,注重译作在另一种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     

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译介模式探析——以《儒林外史》英译为例

“文学典籍的译介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对《儒林外史》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王际真译本译介过程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进行分析,总结两译本的成功译介经验,进而探究其对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启示意义。     

关于翻译中“归化”、“异化”的新思考

“归化”、“异化”作为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界定了归化、异化的另一英文术语adaptation的概念并指出了它与其他英语术语的关系;明确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在使用范围上的不同,对区别这两对概念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标准。     

“西口”辨

《走西口》是晋、蒙、陕、冀交界区域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民歌，它描绘了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晋民北流现象，是“走西口”移民生活的缩影。但“西口”具体指什么地方？目前有多种解释，哪种是科学的、历史的呢？通过多年的资料收集和潜心研究，我们认为“西口”所指就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西口”是人们对归化城的俗称，而且这一俗称来源于商人，只与商业活动有关。     

译者归来与诗魂远游——蔡廷干汉诗英译之《唐诗英韵》研究

《唐诗英韵》是晚清官员兼学者蔡廷干英译中国古诗的代表作,也是近代中国英译汉诗的开山之作。本文从译介动机、译介策略、译文接受三个方面探讨这一译作以及蔡氏的翻译实践。研究发现,蔡氏译诗具有明显的文化和政治动机,而为了实现其动机,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有利于目标读者接受的归化策略和明晰化策略,体现了强烈的读者意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当下语境下探讨蔡氏译诗,对译者素养、翻译模式、读者意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国维倡导“游戏说”的历史贡献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王国维倡导的“游戏说”历来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游戏说”最初是由康德，席勒提出来的，20世纪初，王国维把这种学术观点译介到中国学术界。其译介“游戏说”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有助于中国艺从“工具论”，“载道论”束缚中解脱出来，首次从理论上确定了学自主性的地位，拉开了中西艺理论交流和对话的序幕。     

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译介的归化与异化论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常用的两种方法。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译介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译者需要熟悉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了再现原语所承载的信息和美感,译者既要研究其文化差异,又要研究其语言差异。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译介中,语言形式应适当采用归化的方法,使译文流畅自然;而文化因素应尽量采用异化的方法,把原语文化译介给译文读者。     

俄苏“红色经典”形成过程探因

俄苏“红色经典”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一批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具有革命色彩的俄苏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被译介到中国,对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50、60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被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非文学的人为因素占据主导作用。本文旨在探究俄苏“红色经典”是如何在中国这个接受视域中成为经典的。     

影视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英语片名日译与汉译之比较分析

在影视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原产国的英语片名必定面临着如何翻译为目的语的问题。文章着眼于同一英语片名,在日本和中国两国译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自1929年以来获奖的80部历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总结出英语片名在两国翻译过程中的叛逆主要表现为归化、异化、增译和变译等主要形式。同时将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因素分析归纳为：译者的主体地位、接受环境的影响和接受者的放大作用。影视片名的译介在不同语境与文化背景之下,发生了创造性叛逆。     

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

翻译是一种跨化的交流活动,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往来的日益频敏,迫切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学习,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音,词汇和句法等形式上,更表现以其化特色上,“归化”与“异化”是缓和源语化和译语化在翻译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方法,长期以来“归化”译出现频率往往较高,然而在当今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适度增加“异化”翻译的运用对本土化的传播和外来化的接受不无裨益。     

“异化”、“归化”，联袂何妨对张传彪教授“对异化翻译策略的冷思考”的思考

异化翻译是一种尊重差异的翻译策略,而非主张盲目复制原作的策略。“异化”与“归化”作为翻译策略并无优劣高低之分。文章就英汉翻译中的“异化”、“归化”策略进行探讨,认为作为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两者各有短长,也各有存在的必要。过分强调“异化”或“归化”都有失偏颇。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曾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本文试图系统梳理《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分三个阶段分析了它在中国的接受历程,阐述了董衡巽等中国学者对它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指出中国目前对该小说的研究和译介中还存在的缺失和不足,以此客观、系统地展示该小说在中国研究和译介的具体状况。     

“异化和归化”在翻译中的运用——以《野性的呼唤》译本为例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近十年来翻译领域里的热门话题.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提出来的.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本文基于异化和归化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杰克·伦敦所著《野性的呼唤》的两种译本,分析异化和归化的优势和不足,提出在翻译中应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     

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看“中华龙”和“Dragon”

翻译中对跨文化因素的处理往往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不同的手段,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中华龙”与“dragon”,把“龙”译为“dragon”是属于归化的策略;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来看,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译介学”视角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根据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选取相关文学翻译文本中"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实例,从"译介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个案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即"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二者都属于"个性化"的翻译,从本质上都是对原作的"创造"与"叛逆",只是"创造"的方式、途径、程度不同,"叛逆"的方向、目的、归宿各异,从而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狄更斯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接受——以翻译出版为视角

狄更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外国作家之一。在狄更斯研究中，“狄氏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作品的出版情况最能直接体现这一作家在异国的接受度，从出版这一视角来研究狄更斯的接受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鲁迅的“被描写”与“描写”——“国民性”话语中的鲁迅

“国民性”话语其实是一种“描写”或“叙述”,从“国民性”话语诞生的源头上来考量,鲁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描写”的客体。鲁迅的独异之处在于,他在对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的拒斥和接受中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内在功利性。鲁迅同时也充当“描写”的主体,毫无讳饰地“描写”着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孜孜以求“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立人”目标。因此,鲁迅的“描写”和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可以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