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璧中西唱法 突显民族意蕴——谈彭丽媛的歌唱艺术

彭丽嫒的演唱风格既有西方审美追求的“通畅、集中、宽泛、有穿透力”,又具有传统民族唱法的“质朴、柔美、亲切、传神”,她的演唱具有典型的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现代民族唱法的特征。笔者以为,中国传统书画品评中的“能”、“神”、“妙”、“逸”是对她的演唱艺术的最恰当“定位”。     

从唐宋画论看审美评价体系的发展

唐宋两代的绘画在作品和理论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唐宋画论中神、妙、能、逸等品评术语的理论变化，山水、人物等画科的划分，绘画功能理论的发展变更和绘画技艺理论趋于完善四个方面看当时社会审美评价体系的构建情况，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老庄的“不巧之巧”论

从先秦道家老子庄子的著作看，老庄没有从正面论巧，文中出现的巧也基本是被否定的。但透过其文字深层看，老庄有肯定的“巧”。他这种“巧”，是“大巧”，“大巧若拙”，拙不见巧，是不见其形的道之运行，但舍去了运行的形式，表现为自然之巧，隐迹之巧，体道之巧，因而此巧为“不巧之巧”。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物质层面，就有人为的体道之巧。老庄对体道之人的创造之巧也给予了张扬，而对不符合自然之“道”彰显于外的人为背道之巧给予彻底否定。     

论书家的书外功

书法作品历来讲究神采、气韵。南齐王僧虔提出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的观点,一直被视为品评书法作品的标准。对于书家来说,要使其作品获得神采、气韵,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娴熟的书写基本功固不可少,但书外功夫尤为重要。所谓书外功夫是指用笔技法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修养。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书家的人品、学问和阅历三个方面。 一、人品与书品的关系 中国古代书论中有“书如其人”的说法。认为书     

稼轩体浅论——兼与施议对同志商榷

“体”即风格特征。稼轩体即稼轩词之风格特征。“形神兼备”谓之体,稼轩体正可作如是观。或日“形神兼备”乃艺术之普遍特征,但稼轩体自有其独特之形与神。就其“形”而言,稼轩体既能在词域内博观约取,集众成一,又能以古诗文为词,大量用典使事,还能把目光转注于民间俗语;观其“神”则是:稼轩体之英雄语豪而不放,妩媚语婉而不浮,闲适语闲而不适。总之,稼轩体之构成是其表层之表现形式美与深层曲折含蕴美的结合;是直觉印象之“面”和深层印象之“味”的结合。     

庄子：大美无言——大美为天地之言

《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庄子看来,所有的一切皆在于“道”,“道”是美之所以为美的根源。老子把“道”比作天地万物的母亲,有时也称它为“玄牝”。朱子曰：“玄,妙也。牝是有所爱而能生物者也。”     

论中国绘画的“神”“逸”之争

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由重“神”到尚“逸”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从唐代的“神品”为上到宋元时期的“逸品”追求,“神”“逸”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从重视描绘“客观物象”到抒写“个人性情”。它们反映出各自时代的绘画的审美标准。“神品”强调的是对客体的观照,“逸格”则重在主体情感的抒发,不管是“神品”还是“逸格”,都不是艺术所要追求的终极表现。艺术创作是审美主客体统一的产物,物象之“真”与画家之情达到一种水乳交融、和谐一体的“自然”境界。     

包世臣论当朝书家品第

包世臣是清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将清道光廿四年(1844)前故去的清代书家101人,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妙品以下又各分上下,专为品评当朝书家。由此见出包氏对邓石如、刘墉和姚鼐三人的推重,表现出其碑帖并重的书法旨趣。     

论"神形"关系的困惑与消解

关于“神”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被给予了多层面的含义。当外在的人格“神”遭到质疑之后,“神”开始作为虚灵冥昧之“道”妙化万物的体现得到了哲人们的认同。然而,人的生命消亡后“形”与“神”为何关系仍然争论不休。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生与死．体觉“神”的存在对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略谈“逸笔”

<正>"逸笔"的提出见于元代倪云林的题画。题曰:"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者也。"这段话语成了文人画自我标榜的法典。"逸"很早就是中国艺术评论中的一种标准,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就将评画标准定为"能、妙、神、逸"四种。何为"逸"?他举了王墨的例子,说王墨醉醒之后"即以墨泼,或     

《六碑龛论联杂缀》浅说

介绍贵州前贤向知方先生的遗著《六碑龛贵山联语》：论证了楹联产生的根由和时代，并条分缕析指出其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从而提出了“神、逸、妙、能”四品的鉴赏标准。这不仅实用于楹联的创作，对诗词及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有相当的借镜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画"逸"之图式

中国画自宋代以后，文人画就一直占统治位置。文人画作为一种绘画风格，就必须有它品评的标准。“逸品”一方面是文人画家在人格上的逸，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就是一种图式的逸，图式也就是相应地要求题材，造型，章法，构图，形神，笔墨等具有一定的特点。     

“文贵形似”与东晋南朝诗学中的形神问题

晋宋之际山水诗的兴起，带来了“文贵形似”的创作风尚。与绘画理论和人物品评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诗学理论中对“形似”的看法不像前者带有贬义，“形”与“神”都有特定的内涵，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从创作理论和实践上看，东晋南朝以来的诗学观念实际上是形神并重的。当然，与后代相比，这一时期诗学中的形神理论还没有达到从心与物、情与景的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关系上认识的高度。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背景动因分析

中国早发而深刻的神话历史化是有别于他族的一个文化景观。学界对这个现象已有众多的阐述,但对其历史背景的动因则缺乏应有的多维考察与挖掘。在“社会—思维”互动的视野中,有三个重要因素得以凸现,它们是商周之变、“帝”“天”之易以及祖先崇拜。商周之变实现了思想、思维的质变式飞跃,“天”“帝”之易使初民从“皈神”过渡到“依人”,祖先崇拜有力地消解了神明崇拜,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有效合力。     

张载的变化观研究

张载的变化观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载认为运动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他称这种规律为“天秩”、“天序”、“道”、“理”等等;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区分了“变”与“化”这两种运动变化的状态的真正内涵;张载认为“神”是宇宙运行推移、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作用者;他认为从太虚之气聚为万物要经过“感”的环节,“感”的原因和机制在于对立的“两端”;张载的变化观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以“妙”为美——道家论美在有中通无

“妙”是介于有无之间的一种美学境界。中国美学以“妙”为美,是由道家首先提出来的。经过魏晋时人的大力倡导,“妙”在唐代以后普遍进入艺术评论中。“玄”、“神”、“远”、“古”、“逸”、“幽”、“微”、“绝”等,可视为由“妙”统摄的字群,它们均因妙不可测、趋于无限而成为中国美学中的审美范畴。     

国画教学中的“形”与“神”

绘画离不开形象,因而,在中外古代的绘画作品中往往都以客观形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随着绘画的发展,绘画已不能满足单纯的外在形似,开始追求物象的本质特征。东晋的顾恺之首次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后来,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自此以后,“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不似之似”等都是中国画有关“形神”问题的重要论点,并成为中国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中心问题。一、“神”的客观性那么,“神”究竟是什么?它和形的关系怎样?按照现在一般的解释:“形”和“神”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而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说明只要有形的存在神也就在其中了。那么中国画论中还要千百年来侈谈“写神”干什么?看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神”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有象的。物象一方面有它外在的形象,如形状、色彩、肌理、明暗、大小,同时又有一定的神态、相貌,如波动感、力象、生命的活力等。从绘画的角度讲,决非有了形的外壳就一定有神赖以在其间了。不然,同一个绘画形象怎么会有的“写”出神来,有的没有“写”出神来。很显然,前者一定比后者多写了些什么,或者对形...     

国画教学中的“形”与“神”

绘画离不开形象,因而,在中外古代的绘画作品中往往都以客观形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随着绘画的发展,绘画已不能满足单纯的外在形似,开始追求物象的本质特征。东晋的顾恺之首次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后来,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自此以后,“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不似之似”等都是中国画有关“形神”问题的重要论点,并成为中国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中心问题。一、“神”的客观性那么,“神”究竟是什么?它和形的关系怎样?按照现在一般的解释:“形”和“神”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而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说明只要有形的存在神也就在其中了。那么中国画论中还要千百年来侈谈“写神”干什么?看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神”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有象的。物象一方面有它外在的形象,如形状、色彩、肌理、明暗、大小,同时又有一定的神态、相貌,如波动感、力象、生命的活力等。从绘画的角度讲,决非有了形的外壳就一定有神赖以在其间了。不然,同一个绘画形象怎么会有的“写”出神来,有的没有“写”出神来。很显然,前者一定比后者多写了些什么,或者对形...     

朱熹及之前的"文道观"

在朱熹之前的先秦诸子著作里关于“文”和“道”的论述,有着各说其是的不同解释和认识,对后代的文学理论造成了很深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刘勰把“文”与“道”看作为“道”是文之根源,宇宙间一切有文采的事物都根源于“道”;唐代韩柳认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欧阳修及苏轼继承了韩柳文以贯道的思想,周敦颐倡导“文以载道”之说,逐渐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出理学家重道轻文、轻文而不废文的思想。至朱熹,他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从自己主张的理气观入手,提出了他的文学思想核心——文道观,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文”与“道”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思想,本文就朱熹及之前关于“文”和“道”的论述进行了浅显的分析。     

无理而妙 意蕴隽永——兼论古典诗歌中的渔者形象

“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诗歌的想象不仅仅表现在形与形、形与质之间的关系上,更奇妙的是表现在情与理之间产生了中国古诗话中称之为“无理而妙”的现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渔者是个耐人寻味的形象。本文试从柳宗元和张志和的三首诗诠释渔者的深味,也借以阐述自己对“无理而妙”现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