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F基金会参与南峪村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弥补政府失灵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价值，是乡村振兴中独特的建设性力量。以F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南峪村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农民合作社、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基层政府政策支持、乡村自治组织接纳、农民合作社补充和村民的信任等合法性资源，整合多元力量推动了南峪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显著促进了外生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发展，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效能。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基于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在空心化较为严重的皖北农村地区,广大的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一支被忽视的柔性力量。本文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为例,探寻该组织在颍上县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功能,分析该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启示与思考,以探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增权赋能”提高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成效,发挥女性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新时代乡村立体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民国时期山西“村政”改革绩效透视

民国时期,山西"村政"改革力图建构山西"乡村自治"行政体系,以基层政治制度变革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但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村政"蜕变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工具。山西"村政"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基层民主实践,使人们亲见传统基层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种种政治可能与政治生态。     

试论公推直选与乡村治理结构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现行乡村治理结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之间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性，如：乡与村的关系定位不清、乡镇财力匮乏、治理形式落后等。治理结构的滞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与重构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公推直选作为基层的一种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从权力授受关系、乡镇财政优化、自治组织孕育等方面为新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现实选择。     

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在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中,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与组织保证,为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基层党组织人员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引领力有待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不足,组织力有待加强;转型中的中国乡村潜在各种社会风险。为此,要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与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文化素质;通过自身“造血”与外来“输血”,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通过强化乡村治理与廉政自律,提升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潜在风险的能力。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基层治理的统合型转向及其弹性运作机制——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经验

在国家资源密集输入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新时期基层治理逻辑产生深刻转型,呈现出以党组织为领导、以行政力量为核心的统合型治理转向。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统合型转向是村级组织行政化下主体统合、资源统合、任务统合的聚合结果。它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在强调村干部平权化的同时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在弱化基层自治空间的行政化中生产出村庄的保护机制,进而塑造了乡村治理的弹性运作机制。因此,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的角色转变趋势下,基层统合型治理逻辑以多元化方式回应治理需求,反映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系统转向。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普通乡村党组织建设路径 ——以河南安阳M村为例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建必须摆在首位.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厘清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党组织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乡村党组织的角色定位后,笔者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县M村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普通乡村党建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探索普通乡村党组织的完善路径,希望有助于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村制变革与乡村社区政治

以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来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政治制度(村制)变革及其政治社会化进程。村制变革引起乡村社区政治的变迁：基层建制的调整、社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人事嬗递。国家与社会的交错造成了乡村社区政治中社区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并导致乡政村治的恶化。审视这段历史对理解今日乡村治理问题颇有启迪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要在共同富裕总体目标下推进。这就要将乡村振兴任务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对接,以分配制度改革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探索农户、合作社、村集体、农业企业、政府等涉农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利益耦合机制形成乡村发展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就是乡村的组织创新,这首先要尊重乡村自组织的能动性,其次还要引导合作秩序的扩展以增强乡村机能,最后还要拓展形成乡村高质量发展方式。因此,乡村振兴要着意于乡村组织创新的实践路径探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并存竞争合作的现实出发,厘清市场、政府、社会作用的范围边界,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友爱社会恰当结合,真正开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从“好人治村”到“硬人治村”——免税后村干部角色变化及其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干部的角色特征和行为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能人治村＂、＂混混治村＂、＂恶人治村＂、＂富人治村＂等现象。村干部角色变化反映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变迁和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陕西关中Z村调研发现,该地区免税以来干部角色经历了从＂好人治村＂到＂硬人治村＂的转换。＂好人治村＂主要源于该地区＂弱结构、强规范＂的村庄性质;而＂硬人治村＂不同于学界所讲的＂富人治村＂和＂能人治村＂,需要结合地方社会性质和免税后基层治理逻辑予以解读。     

村治研究向何处去———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主张

村治研究,系由"村民自治"的政治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治理"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之时,村治的内涵便由"村民自治"发展到了"村级治理",并进一步扩展到"乡村治理"。随着更多主体(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个体)     

现代中国乡村政治变革的两个关键因素——中共党组织在乡村地区的推进和乡村基层行政网络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的乡村政治发生巨大变革,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乡村社会被纳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共党组织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推进和乡村基层行政网络体系的构建是导致乡村政治变革的两个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组织和动员,通过基层行政体系网络对乡村社会加以管理,从而得以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成员整合进国家权力体系,实现了对广大乡村社会全面而卓有成效的领导,国家意志被贯彻和执行。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的市民社会属性

乡政村治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行政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开始分离，村民自治有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村民自治的组织是村民委员会，其基本具有市民社会的一般特征。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村民委员会的市民社会属性将会更加完善。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产权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它与国家、政府、权力、治理等政治学要素密切关联。我国历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就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经历了从乡村自治、纵向官治到乡政村治的变化,并开始迈向多元治理的道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手段选择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围绕土地产权重建而展开的制度变迁。     

遵义市选派“乡村振兴指导员”到村工作

近日,遵义市通过个人自愿申请和组织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执行资格审查、双向选择、审核批准等程序选出30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决策部署,遵义市委研究同意,率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指导员’选派工作,旨在推动管理、技术、财力等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帮助村支两委理思路、抓发展、办实事、促和谐,积极探索具有遵义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遵义市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一直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散村占据主导地位。文献记载所见汉唐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集村,是经过长期发展、扩大或官府强制合并而形成的结果;现今北方地区集村为主的乡村聚落面貌,是在清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南方地区散村向集村的发展,只是局部地区和部分村落的现象,没有普遍性。散村是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原生方式,集村则是长期发展或演变的结果;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立基于自然与经济需求的分散居住的原始倾向逐步被放弃,主要立基于社会、政治与文化需求的集中居住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在集村状态下,村落构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而在散村状态下,则以若干自然村落组成的地域区块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滁州市部分乡村为例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文章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并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从而提出了几个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几个积极有效的办法。     

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有效衔接”中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在此过程中要牢牢把握组织振兴这一重要抓手，发挥组织振兴的引领和保障功能。文章以广西凭祥市为例，探究边疆民族地区组织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具体实践，从组织振兴的四个维度着手，发现实践中尚面临基层党组织行动趋于疲软、新型经营主体后劲不足、社会力量介入不稳定、新型自治组织支撑匮乏、村民主动性难以调动等多种现实困境，提出应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功能、健全乡村自治体系等几项对策，以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有效衔接工作取得进展。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