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唐代宰相许敬宗

本文以史实为根据．对唐代重要历史人物许敬宗予以重新评价，考订了流传甚广的“奸臣论”观点，并对许敬宗在唐代礼制建设方面的功绩给予客观的认定。     

中间商人称谓考

中间商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西周时称为“质人”，而后随着朝代的更替其称谓有所变化，唐朝以后名目繁多。五代、宋时，中间商人不仅有性别之分，还有官私之别，更有行业组织即“牙行”。明清以后，虽有波折，但中间商人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唐裴氏宰相人物考

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载裴氏家族在唐代共有17位宰相,而《裴氏世谱》却记有24住宰相.两书所记差距颇大.本文根据史料逐一考证,认为裴氏家族在唐代共有18位宰相,不是17位,也不是24位.     

唐朝前期移民河西考

唐朝前期,为巩固西北边疆,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在河西地区建立屯牧制度,进行移民实边。同时,设立羁縻府州,安置各族降户;鼓励商业贸易,招徕西域商旅,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班昭称谓考

东汉班昭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一生获得的称谓较多，诸如正史称她为“曹世叔妻”，汉和帝及其后妃和当时人尊她为“曹大家”，后世人称她为“女圣人”、“曹昭”。此外她还有“一名姬”之说和字“惠班”、“惠姬”两说。这些名称的得来均有着特定的原因，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     

晋中“姐妹”称谓考

晋中方言姐妹称谓从出现时代、形体变迁、词义变化和分布特点,可以看出姐妹称谓由于晋中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民族融合,形成了既有从古汉语中继承来的,又有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具有地域特色特点,深入研究了姐妹词汇的历史变化。     

宰相绰号谈趣

小车宰相田千秋田千秋,西汉中期宰相。他为人质朴敦厚,多智略,常劝武帝厚恩惠,薄刑罚,与民休养生息,颇受信赖。武帝临终,千秋与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mì)(石单)(dì)、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昭帝即位后,在田千秋、霍光等人的尽心辅佐下,继承武帝遗策,政治稳定,国家富强,百姓丰足。田千秋前后居相位十二年,昭帝以其德高望重,格外优宠,每次朝见,都让他乘坐小车入宫殿,享受“特惠”,因号为“小车宰相”,或为“车丞相”。久而久之,田千秋遂被人称为“车千秋”,其子孙也以“车”为姓。     

甘肃方言“父亲”称谓考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亲属称谓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方言词汇成员,对其考察,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也可以研究词汇的历史变化。甘肃方言"父亲"称谓丰富多元,有"父、爸、爷、爹、达、哀达、阿达、老子、大老"等汉字表示语音的书写形式,其来源,既有从古汉语中继承来的,又有受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留存下来的,也有汉藏语底层的遗留,还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形式的。通过考察,我们还可以从甘肃方言"父亲"的称谓的用字上看出甘肃方言语音方面的一些时间层次问题。     

唐前期东都职官的称谓变化与东都机构的发展脉络

唐朝前期东都洛阳中央职官的称谓大致发生过三次变化。东都建立之初,东都职官一般在官职前加“都”或“东都”等字样,这时的东都中央机构多是实职,由于皇帝来往于两京之间,洛阳需要管理宫室、廨署的事务性官员,同时由于武则天为摆脱李家王朝的影响而久居东都,所设机构自是实职。武则天退位后东都职官一般称“留司”、“留台”,因中宗即位后,政治基点仍立足于长安,武则天留在洛阳的那套机构就成了留守性质。天宝以后,东都职官一般称“分司”,这时皇帝不再光顾东都,洛阳的中央职官只是长安的分设机构,成了安排闲散人员的地方。东都职官称谓的变化,体现了东都中央机构的发展变化的脉络及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洛阳政治地位的下降。     

《林公案》称谓词语考

成书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林公案》,是一部重要的白话公案小说。书中保存了大量的俚言俗语,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宝贵语料。文章选取其中九则具有时代特色的俗语称谓词,细加考释,以期对大型语文辞书的编撰和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有所补益。     

浅析首辅申时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马克·布洛赫曾说:"理解才是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对于历史人物应该多些理解,少些批判。在万历朝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内阁首辅申时行面临内阁职权困境,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个人品性的政治追求下,采取了折中调剂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下,他巧妙地在皇帝与廷臣的矛盾中寻找制衡点,挽救人才,监督国家行政,督促皇帝德行,关心民生、注重边防安全等等,从而维持了"上行下效"的行政秩序,稳定了社会发展,可谓积极的治世行为。     

从“善用故而为新”到“怪怪奇奇”——盛中唐诗歌流变

唐代诗歌发展至贞元后期,一部分诗作中出现了求奇求怪的趋向,到元和,形成了怪奇诗派。从表面看来它和当时朝廷推重的典雅诗风截然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有相似处——求新求变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台阁诗风的代表,权德舆提出了＂善用故而为新＂文学主张,并多方探索寻找诗歌新的发展空间。文章从权德舆、孟郊等的诗作入手,分析唐诗由盛至中的发展变化,进而指出,贞元年间,唐诗的变化是广泛的,其中已经有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萌芽。     

论唐代宦官权势与相权的削长

唐代宦官势力与宰相权力的削长,对唐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唐中后期政治危机的加深,宦官的权势从内廷向外朝不断延伸,首先侵夺宰相的议政权,进而干预宰相的行政权,一步步蚕食相权,逐步控制朝政,形成宦官专权.     

张说三次为相与掌文学之任三十年考辨

史载张说"三登左右丞相","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所谓"三登左右丞相",并不是作了三次宰相,而是指其在开元年间作了三次左右丞相,分别是十三年十一月、十七年二月、十七年八月;张说确实作了三次宰相,即所谓"前后三秉大政",分别是睿宗景云二年正月至本年十月、玄宗先天二年九月至本年(开元元年)十二月、玄宗开元九年九月至开元十四年四月;所谓"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应是从久视元年张说参预修撰《三教珠英》开始成为修书学士到开元十八年卒。     

唐宋时期福州之变化探略

唐宋时期是福州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中唐是福州发生显著变化的分水岭。从福州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变化之主要因素,唐末王审知入闽当是这一时期福州经济、文化迅速崛起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力量的推动,则是使福州进一步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是这些因素直接作用的一个结果。在不断地推动福州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促使这里在文化上不断与中原发生联系,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并逐渐融入到中原文化的大家庭之中。     

从卖炭翁的遭遇分析晚唐社会状况

唐朝时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阶段,此后古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另一个时期,这时,宫市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毒瘤在宦官和藩镇的"呵护"下存在着,白居易笔下小人物卖炭翁的命运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唐朝社会的变化。通过卖炭翁映射了更多的唐代劳动人民的辛酸悲苦遭遇,文章分析了"宫市"产生的社会大背景以及它的本质和危害,并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揭露宫市的弊端带给劳动人民的不幸,以期对于社会主义的税收制度的合理设置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先秦宰相职官起源微探

仅从以相名官的角度研究,宰相一职的正式设立确应始于战国。但在战国之前。实际上相当于宰相地位跟作用的职官已然出现。冢宰或称大宰与宰相制度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最初它是王朝的执政首辅,同时兼任王室的事务总管,随王室权利下移,大宰地位也逐渐下降,职能也发生转变,春秋时期大宰分为二层不同的含义,到战国时期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大宰消亡,家宰发展成家相,并进一步演变成总揽政务的宰相。     

唐代商人研究综述

我国唐代，商贾势力相当活跃，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及其地位亦发生了变化。对唐代商人的专题研究，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现。该综述通观这些研究成果，在唐代商人的构成、分类，其地位、生活方式、影响及与其它社会主体的关系等诸方面进行梳理归纳，从学术视角为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隋唐时期的史注

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发展的基础上走向转折,史注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一些新成就,特别是对《汉书》和《史记》的注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史书自注有了新的创新,《通典》自注的成就最为突出。随着史注的发展,有关史注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这些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