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研究

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实用色彩的美国经验学派将传播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分析上,但是他们的研究无法正确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他们直接或间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引起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源自欧洲的批判研究的兴起。活跃在批判舞台上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两者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成果。本文通过对两个学派发展历史、研究内容、交融过程等方面的梳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三个时期关系进行探讨。     

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刘建明教授访谈

前不久,笔者就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发展阶段、研究特点、存在的问题等）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刘建明教授。刘老师,传播学引入我国已近２０年,您认为在这２０年里传播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刘：传播学引入我国已有２０年的历史,前后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８０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直到９０年代初,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处于介绍阶段,介绍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的批判学派。美国的传播学者施拉姆在１９８１年来华,介绍了美国的传播学的发展情况及主要成果。此后,西方传播学书籍开始在我国翻译出版。从…     

传播学的危机与理论突围

本辑文章集中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与批判指向。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关注:学科危机、理论困境、反思批判。从传播学本身来说,尽管传播学理论融符号学、控制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批判理论和修辞学等于一炉,经典的传播学理论著作也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从     

二元框架下的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

美国语境下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本文首先从西方传播学语境中批判学派的源头和主要流派的身份认同出发,分析了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的重大分歧;再对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构建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构建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下文化殖民的战略选择;然而,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毕竟是颠覆美国立场的价值体系,不符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如今,本身无法自成体系,现在又很少有人再继续为其构筑理论体系的批判学派,失去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价值,重新被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冷落,不得不处于尴尬的境地。     

传播学视域下美国文化研究的重构及其问题

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借由传播学这一学科载体进入美国学术场域,并最终获得合法的学科身份。在这一学术资源的跨语境挪用和重构过程中,美国独特的学术体制环境促使美国文化研究不得不通过高度学科化和去政治化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这种建制化过程构成了美国文化研究繁荣发展的体制保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批判的方向。这引发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批评,从而引发了美国文化研究新的学术身份危机。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方法论的比较分析

美国哲学家拉瑞·劳丹说：“一个研究传统是一个关于所研究领域内的实体的过程的一般假定和在这一领域内用以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体系。”。这意味着,任何科学研究传统都具有某些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假设和前提。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具体而言,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是坚持实证主义这是趋向于人文主义？     

现代化“场”中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反思

传播学是一个青春学科，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形成，而中国第一次对传播学进行公开研究始于1978年7月，其标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传播学在中国距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它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研究进程后，于20世纪末进人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说法是：“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在中国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第一段]     

政治的学术与学术的政治: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

论文梳理了文化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与矛盾,并考察了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过程、学科特色、对相关学科转型的影响和与本土社会之间的联系。文章指出,文化研究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的学术性话语,为中国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概念体系、研究视野、理论资源、方法论范式与学术原则,为传播学在本土化过程中保持理论活力与现实相关性,开辟学术话语的独立空间和与中国社会变迁批判式的相互联系提供了路径。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在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里,以研究方法划分,大致有两种流派,即：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传统学派因其理论基础,又可称为自由主义或多元化理论;批判学派则以马克思主义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框架。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两种流派对传播过程的五要素：传播者、媒介...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上)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上）□郭庆光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传播学也是如此。每一个初次听说或接触到传播学的人也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传播学是一门什么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和要考察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不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便意味着这门学科还不...     

发达之计始于斯—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述评

10月18日到21日,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研讨范围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创新;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网络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新世纪新闻传播大趋势等重要课题。大会提交高质量学术论文60余篇,几乎涵盖了当今传播学所有领域,并且集中探讨了时下许多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以下笔者将从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和传媒战略三个层面来对本次大会进行述评。一、传播理论研究：务实和转型长期以来,如何实现传播学的…     

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从麦克卢汉理论受关注谈起

通过简单梳理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传入,继而对这一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进行简单透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这一“理论旅行”面向未来、继续前行的展望。这一“理论旅行”具有如下脉络特点：拓展/延伸;深入;跨学科性。我国传播学界在这一“理论旅行”中面向未来、继续前行,须突出三点：（1）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研究;（2）注意跨学科吸收理论滋养,并从新闻传播领域学界、业界和管理界优秀成果的融合中吸取养料;（3）更加注重从我国的传媒实践中提取研究问题和研究素材。     

理解数字信息生活：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本文认为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基本趋势。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正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系",致令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二,立足于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理论实现显著发展,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三,现有研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难以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传播学研究应当积极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这一概念的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

人类要追根问祖,学术要寻根探源。深陷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漩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想不迷失自我、丢失主体,就必须通过学术寻根,正本清源,强根固体,立足本土,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传播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当下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无疑基本上是引进、借鉴、移植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这犹如从国外空运     

浅议传播学两大主导流派的方法学分野

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和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主导流派,对传播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两大流派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特点,探寻造成二者分野的根本原因。     

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

本文回顾了2000年前批判学派在以美国式经验主义传统为主体的我国传播研究中的崛起与发展,并对2000年后批判学派尤其是传播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论列和归纳。在对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基本形成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作者提出,传播符号学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它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最后,作者就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传播符号学研究课题提出了建议。     

E.M罗杰斯及其传播学的研究

罗杰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他因为首创的创新扩散理论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罗杰斯以创新的扩散理论为研究核心,将其研究触角向传播学多个分支扩散,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传播学的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发展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健康传播、传播史研究等等。本文试图勾勒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图谱,浅析罗杰斯的传播学研究。     

“本土化”破产后传播学的进路

按学界的共识,中国传播学研究肇始于1982年施拉姆访华.施拉姆给当时的新闻研究界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但是,师承美国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带有先天的不足. 从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到传播学科危机 1.“本土化”由来已久.据孙旭培教授梳理,1994年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美国传播学理论“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更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便发布了“讨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启事,“本土化”开始了系统性思考.同期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学的学科建制.新闻学有容纳其他社会科学的宏愿,而传播研究被认为是其实现宏愿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面临两个议题:“为新闻学服务”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本土化”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建立本土理论框架;其二是以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潇湘,1995).往后的“本土化”工作主要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但这个夙愿至今仍没有实现,甚至面临困境.     

科林·斯帕克斯

科林·斯帕克斯（ColinSparks）教授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长期担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目前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多年来致力于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