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四”观的内涵及其意义探析

毛泽东的"五四"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准确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五四观,对于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

五四运动时期,世界的文化大潮已经在中国显示出磅礴之势,呼啸而来的新思潮转动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门。青年毛泽东面对这滚滚而来的思想文化浪潮,敏锐地抓住时代的脉搏,竭力奔向它,拥抱它,接受了这场浩浩荡荡文化新思潮的洗礼。毛泽东在这股热浪里升华了自己,同时他早期的文化观由此而形成并得到发展。     

从伯乐相马，到伯乐养马

大家都知道伯乐善于“相马”，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也。其实，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中，伯乐乃是天上星宿，其本职工作是“司马”或者“典马”。说白了，伯乐就是养马的天神。     

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本文以蔡元培执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及时把巴黎和会消息告诉学生及不顾个人安危、营救被捕学生等史实，论述了蔡元培对于五四运动的贡献。     

晚年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     

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三个问题——从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谈起

90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例如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五四诠释模式问题、五四价值的时代性问题等。五四运动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或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所单独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诠释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之间应打破霸权之争,实现良性互动,构建开放式的多元的五四话语系统。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者那里,五四运动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五四研究和五四价值被赋予了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这是正当的,但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其底线是不能有悖于历史真实。     

世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

一个困扰数学界20多年的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被中南天学学生刘路破解,使一些数学界前辈感慨“后生可畏”。甚至是中国数学界项尖科学家、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侯振挺教授也将其收为弟子,为世人上演了一段“名师收高徒”的佳话。     

"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

1919年爆发于中国、韩国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不仅标示着两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契机,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柳宽顺等即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论文讨论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现代”转换问题：知识分子身份是如何转换的?其外因和内因是什么?这种身份转换是怎样影响了上述运动的性质、面貌和走向的,而后者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不断变异,又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什么?     

毛泽东与“五四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全程参与了"五四宪法"的起草、修改和讨论工作。毛泽东确立"五四宪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一是"五四宪法"是过渡性的宪法,二是"五四宪法"是治国的的总章程;立法基本原则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借鉴本国历史上和外国有益经验的原则。这些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当代中国立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的全球化意识

五四新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论述了“五四”先驱们在这场运动中是怎样以极大的热情与理性，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全球化的关系、中国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并指出了在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认为五四新化运动在这方面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及其对坚定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启示

五四运动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经历了从思想觉醒到文化自信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继承五四精神的优秀精神文化财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从文化自信的角度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探析五四运动对坚定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启示,能够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开创文化自信发展的新道路。     

充分发挥编辑在初审中的“伯乐”作用

摘要：科技期刊初审编辑与论文的关系好比“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从编辑自身、稿件、审稿人、作者四个方面论述了编辑在初审中的作用,认为提高编辑自身素质、发挥主观能动性、善用审稿人、善待作者是发挥编辑“伯乐”作用的重要途径、方法。     

《陶行知文集》：以生活改造教育，以教育改造社会

蔡元培先生曾感慨言之，中国仅有两个半教育家，其中的“两个”，一是指孔夫子，一是指陶行知。陶行知是“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五四运动号称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以反传统的现代性意识见长，陶行知批判旧教育倡行新教育，可渭得时代之先声。     

忆校园英烈 谈“五四”传承 上海教育系统纪念五四运动92周年

今天青年人学习烈士的最根本核心,是要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志存高远,并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五四青年节前夕,在敲响沪上五四运动第一钟的复旦中学的校园里,来自上海教育系统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纪念五四运动92周年并举行＂百问先烈——穿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在追思校园先烈的英勇事迹中,共话青年人的理想、责任、使命与担当。     

毛泽东“学生本位”教育观的形成过程

在青年毛泽东“学生本位”教育观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他既有作为学生的“学习实践”,又有作为职业教师的“教学实践”;既有对传统教育的反叛,也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既有自学的亲身体验,还有德智体方面的理论研究。毛泽东“学生本位”教育观,孕育了毛泽东早期的人民教育观。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五四”情结——殷海光“五四”观论略

作为"五四之子",殷海光对五四运动有着独特情结,并多次著文阐述自己的"五四"观。随着国内形势与自身认知的变化,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科学民主观到自由民主观的嬗变。他对五四运动基本内涵及其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认识与剖判,很大程度上揭橥了五四运动的整体风貌。透过殷海光之论,今人可以明晰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中国的忧患之思与现代追寻。     

从五四运动中汲取职业教育改革的思想智慧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了许多重大突破,对中国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华文明,冲破思想牢笼,打碎精神枷锁,转换思想观念,而职业教育的改革也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着手,切实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五四运动时期,适合大众的白话文运动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而适合现阶段职业院校学生发展需要的校本教材编写也势在必行;五四运动时期社团的发展为运动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新时代职业院校也应当大力发展学生社团,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     

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看五四精神

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一支，其主要内容有爱国救亡，反对封建礼教，树立独立人格，争取经济独立和争取教育平等等。五四运动推动了妇女运动，开创了妇女运动的新时代，妇女运动反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民主科学，勇于探索创新的五四精神。     

毛泽东关于“减负”论述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认为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是:考试和评价方法不科学,课程和教材设置不合理,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学生学习不主动等。据此,他提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对策:建立科学的考试和评价制度,改善课程和教材结构,改进教师教学方法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等。毛泽东同志“减负”的基本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