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骇人听闻"

陈寅恪从来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四海无人对夕阳——仰望陈寅恪

1949年冬,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大寿,斯大林忽然向他问起一个人,说读过这个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却不知其人是谁。毛泽东回国后专门查访,方知此人乃是陈寅恪,已南下岭南执教。与和他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大家熟悉的名字相比,陈寅恪是让人陌生的、非主流的;但在学术领域,他却是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在36岁时即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据说当年梁启超为能让清华大学聘请到既无学位又无著述的陈寅恪做导师,曾这样力荐道: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不如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学生如季羡林、冯友兰、周一良     

邓小军学术述评

邓小军的学术研究继承了熊十力、陈寅恪等现代学者的传统,故在当代学界中自成一家。他在儒家思想、陶李杜诗与诗史互证、现当代古典诗词研究与创作、古代文学教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著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     

陈寅恪论(中)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君子的争与不争

陈寅恪学贯中西,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言听计从才对,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陈寅恪和梁启超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     

实事求是是科研的生命——读陈寅恪先生《某学生论文评语》

陈寅恪先生给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的批语,从论文材料的鉴别和引用、引用作品的版本、前人观点和自己观点的关系、句读与词语的使用等方面,体现了陈寅恪先生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学者,是因为他有着实事求是的高远境界,即使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也会不期然而然地体现出学问大家的风范。     

"梁曹佳话"对教师教科研管理的导向

清华大学历史上流传着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佳话,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不说假话

陈寅恪是我国20世纪诗学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影响很大。1953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并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当时,已于解放前夕迁居广州岭南大学(后合并为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被任命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彼时的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他…     

胡如雷对陈寅恪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胡如雷是陈寅恪史学的继承者,他继承了陈寅恪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拓宽了史料范围,重视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主张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赵元任的“言有易,言无难”──《掌故新谈》之十

192 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 ,聘请导师 ,所聘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陈寅恪与学生闲谈时 ,送他们一副对联 ,道是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是康有为 (康籍贯广东南海 ,人称康南海 )的弟子 ,王国维做过清朝废帝溥仪的老师 ,所以对联说 :你们称得上是康有为弟子的弟子 ,是皇帝的同学。这虽是开玩笑 ,却也见出导师们的地位有多么高。四人中赵最年轻 ,这时才三十三岁。他是江苏阳湖人 ,十八岁以第二名考取留学美国资格 ,几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学术上 ,与王国维、陈寅恪志趣相投 ,都喜欢研…     

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北方文化

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家学渊源、治学精神及其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特立独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国学家传、游学海外多年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语言功底,以及“续命河汾”、“吾侪所学关天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既达极深之度”的中华文化情结。他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佛学、边疆文化等方面,独开风气,成就灿烂,彪炳于世,垂范后来     

敦煌学与陈寅恪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陈寅恪有关《敦煌零拾》读书札记为中心

对于敦煌学学科的建立,陈寅恪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充分利用海外敦煌文献,对残留于国内的有关文献进行比对研究,由此生发出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宗教和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他对《敦煌零拾》所作札记以及由此所写数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极好展示。由其所作札记及所撰写论文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悲天悯人的胸怀。     

君子的争与不争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三十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陈寅恪和梁启超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     

“我是教书匠!”——陈寅恪大师风范

作为20世纪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有关陈寅恪的“治学”成果,海内外学人探讨已多,论述甚详;而对其耕耘教坛,数十年如一日执教高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状况,则研究相对薄弱,专文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现存陈寅恪的来往信函、朋友与学生的回忆等资料入手,围绕教学经历、教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范等内容试作探讨。陈寅恪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1925年归国,次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艰辛的大学执教生涯,至1969年去世。这43年的教学活动,可分为以下…     

陶渊明生命观的教学启示

<正>从陶渊明文集看,他乐观豁达的生命观与他的思想关系密切。古今文人历来对陶渊明的思想评价不一:苏轼称他知晓道之旨,朱熹称其是老庄,陈寅恪、朱自清、朱光潜等又从不同侧面讨论了陶渊明在魏晋时代背景下思想形成的缘由。陈寅恪称老庄思想不过是其避仕的依据,而本质还是儒家。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有道家化成分,但实际上偏向儒家。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并不单纯,隐、侠、凡三种性格都具备。     

小说叙事背后的历史真实——读林霆《被规训的叙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研究》

＂文史互证＂的学术方法,源于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后来由陈寅恪发扬光大。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他最擅长将诗人的文学创作与当时反映的历史事实来相互证明。林霆的《被规训的叙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明页码）一书,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就采用了陈寅恪＂文史互证＂的思路。     

余英时论陈寅恪

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是其整个史学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过分析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探讨和其在陈寅恪研究中反映出的特点与前后变化,可以从其他视域反映余英时的史学思想与治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