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文艺运动的斗争性批评模式

左翼文艺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活动完全服从于政治斗争。重政治斗争的政治本质,决定了其文艺批评的政治极向性:非左即右、革命或反革命、胜利或者死的双向极反,造成了尖锐的斗争性批评模式,理论和创作批评动辄上纲上线。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中的左翼文艺运动有较大成就,其对于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不同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如果仍延续左翼文艺运动尖锐的斗争性批评模式,必然有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的。     

“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

“十七年”文艺批评进程曲折,面貌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整体环境较为宽松,文艺批评寻求着科学理性精神,但受“一体”文艺思想 制约,批评开始向政治斗争异化,50年代中后期,既有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扬,又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横遭践踏,科学理性政治异化双重变奏的态势更为明显。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文艺批评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力图自救,最终又别无选择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当前文艺批评几种倾向的剖析

文艺批评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监督和指导作用,它应当是文艺百花的园丁,艺术家的知音和净友,欣赏者的朋友。文艺批评的使命非常重大,然而文艺批评有时却不尽如人意。在摆脱了文革期间“左”的干扰之后,如今有一些评论以其低劣的表现体现出很低下的批评品格。它们影响文艺批评的形象,败坏了文艺评论的精神,极大地损害了文艺批评的生命力,是对文艺评论的自毁行为,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关注和堪忧。     

从两场运动看"文革"影射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

文革中的学术研究比起文艺批评来要冷寂得多,这是由学术研究的特性决定的。文革学术离政治运动的前沿较远,但并不等于说,文革学术就与文革政治无关,恰恰相反,文革政治利用学术为其服务。论文从分析“评《水浒》”运动和“评《红楼梦》”运动这两场运动入手,看“文革”影射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     

应当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长期来植根于我们头脑中的一条文艺基本原理。这个问题现在又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论题,其主要原因是: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出现过“左”的偏差,文革后十年文艺又遭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摧残,这种偏差和摧残正是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下进行的。为了繁荣和发展新时期的文艺事业,必须认真从这方面吸取经验教训。由此观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关系到文艺成败兴衰”的大问题。问题既然如此重大,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加以思考:到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本身不科学,还是理解、运用这个口号有问题?“四人帮”的政治和我们讲的政治在性质上是否相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拜读了近期报刊发表的有关这个口号的争论文章,同时重温了马克思     

一个文艺学说的形成——从“境界”到“意境”

在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欣赏中,“境界”或者“意境”是经常碰到的术语。这个术语不论在古典文艺批评中还是在现代文艺评论中,都被广泛使用着。但是,这个术语的具体内容,它的科学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从人们的使用情况来看,大家对它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境界”就是文艺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有的认为,“境界”是指作品那种具有魅力的艺术状态、感染人的气氛;有的认为,是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     

姚文元的"棍子"式批评及其特征

中国的极左政治催生了一批职业文化杀手，姚文元无疑是其中最狠毒的一个。姚文元的评论文章集“十七年”极左文艺思想之大成，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最为恶劣的文风。这种文学批评在“十七年”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内因是姚文元善用政治投机的手段向上爬，外因是当时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极左的文艺政策，均需要寻找姚文元式的“棍子”为其错误做法鸣锣开道。姚文元文艺批评的主要特征是“左”，而非右。     

“文化大革命”词语的更新和异化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十几年后的今天,有些“文革”词语(也包括“文革”前一段极“左”时期产生的词语)随着“文革”的完结而进入语言博物馆,但也还有一部分“文革”词语至今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交际中。目前,“文革”词语大都在感情上、词义上或用法上产生了异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更新,但这一更新和异化的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本文旨在探讨这一过程,以引起人们对“文革”词语更新和异化这一问题的关注。     

冯雪峰文艺思想中“艺术力”之内蕴探析

冯雪峰文艺思想中,有许多关于文艺的“力”之概念,这些概念密切相关,其中“艺术力”是整个概念体系的核心。总的来看,“艺术力”的内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战斗力”是艺术力的功能,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文艺批评标准上侧重作品的政治思想性;“主观力”是艺术力的关键,突出世界观对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但也对创作主体的主观创造性给予了观照;“人民力”是艺术力的源泉,艺术创作的本质在于反映“人民力”,创作主体主观改造的源泉来自“人民力”。     

重视艺术分析及其它

周扬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关键的意义。”为发展文艺批评,这里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政治标签与艺术分析要搞好文艺批评,就应当下苦功夫。认真地对文艺作品进行艺术分析,而不要滥贴政治标签。大家知道,文艺批评是研究文艺作品的一门科学。它的重要任务在于指导读者和观众正确地理解文艺作品,使文艺作品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同时还要帮助文艺作家总结经验,提高创作水平。一部文艺作品问世以后,它究竟是“好”还是“歹”,“好”在哪里,“歹”在何处?真正的文艺批评必须用     

“双百方针”的“浮沉”与十七年散文的发展

“双百方针”作为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十七年时期受到“极左”政治思潮的严重干扰，可以说是几经“浮沉”，文艺自然也难逃政治运动的漩涡。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决定了“双百方针”先后经历了预备期、正式实验期、全面受挫期、峰回路转期和名存实亡期等五个阶段。受其影响，十七年散文的发展也伴随着“双百方针”的“浮沉”而呈现出如影随形、荣辱与共的情形。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及其后果

极“左”路线的泛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建国早期的表面上看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实质上的非民主的工作方式，导致了政治运动缺乏群众自主性，导致了党内个人专制局面和社会个人崇拜局面的形成，导致了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和社会表面“理想化”的狂躁，在这样的大背景影响下，中国社会中群体的行为与意识都按照“政治”的要求进行特定的整合，达到如臂使指的效果，这为“文革”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必须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拔乱反正。     

论“十七年”的文艺政策

“十七年”(1949-1966)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基本价值指向,“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其倾向是在强化文艺的政治功能和阶级斗争功能.这种倾向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是跟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而上逻辑和左的倾向,也受到了党内有识之士和文艺界的抵制.因此,“十七年”的文艺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关于美学的历史的批评

文艺批评的立足点是对文艺作品的评论,并通过这种评论指出文艺作品的成败得失,总结创作经验,丰富发展文艺理论,帮助读者提高鉴赏能力,以期最终达到发展繁荣文艺的目的。要进行文艺批评,总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诚如鲁迅所说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批评的标准。过去我们的理论界,长期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这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教学思考

文艺期待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批评;批评则仰赖于切合文艺本体特性的批评标准。顾名思义。文艺批评,应是文艺的批评;文艺批评标准,也应是文艺的批评标准。可是,一直艰难运作的我国当代文艺批评,却长期失去自身的内力,而是听命于政治的牵引。于是,文艺批评成了政治批评,政治标准也就成了第一的甚至唯一的批评标准。这情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疑已有较大的改观。那种把政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十七年”“泛政治化”的文艺批判运动

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十七年”“泛政治化”的文艺批判运动的关系入手,阐述了毛泽东政治思想中某些过份理想化成份所造成的与社会现状之间的紧张情势,以及这种紧张情势所导致的“十七年”“泛政治化”的文艺批判运动的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分析及现实启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于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涉及革命文艺发展方向、革命文艺创作要求、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革命文艺批评标准四个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巩固文艺战线,重视文艺工作;要摆正立场态度,坚守“二为”方向;要明确文艺源泉,贯彻“三贴近”原则;要坚持两个“标准”两个“效益”相统一。     

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

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背离工农兵方向,成为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根本分野,也是我们在文艺问题上同“四人帮”斗争的焦点。前些年“四人帮”横行一时,江青居心叵测地叫嚷“搞文艺”就是“搞政治”,张春桥也鼓舌如簧地说什么“干文艺就是干政治”。他们伙同其死党、亲信喧喧嚷嚷,竭力篡改无     

理性颓退和销铄的挽歌--《我的菩提树》的一种解读

在极“左”路线摧残下，众多知识分子的灵魂颓退销铄经历了：在“思想改造”和自虐阶段，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和人的尊严，粉碎了原有的智慧；随着无休止的运动和批斗，他们开始出卖自己与别人的同时，在“文革”中进行了空前的自我厮杀，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大变态；知识分子在心灵粉碎堕落的同时，又面临着肉体毁灭的危险。     

“十年建设”时期“左”的危害及其特征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给党史学科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即如何从历史上党内指导思想曾发生多次“左”的错误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 对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及其表现特征的研究,以往人们比较重视以文革十年内乱为对象,这自然是对的。对登峰造极的文革中的“左”,人们深恶痛绝,时相提醒,不可重犯。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左”的思想和言行变换形式重新表露时,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