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律宾人质事件看现场直播如何趋利避害

2010年8月23日发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劫持人质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此事件中媒体行为备受争议,不少人士认为媒体应对此事件负一定责任,菲律宾政府方面更是指责媒体报道是直接导致解救失利的重要原因。突发事件中的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媒体现场直播的＂破坏作用＂被激烈讨论,再一次掀起社会各界对媒体职责与道德的拷问。     

“吴英神话”背后的新闻反思

＂亿万富姐吴英＂在短期内聚敛财富的神话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伴随着法院对吴英的二次审判,吴英财富的来源有了大致的轮廓。纵观＂吴英神话＂的路径,不难看出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在报道中,媒体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观察,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作为大众传媒,在对某事物进行大规模报道时,一定要仔细思量会产生的后果。＂吴英神话＂的兴起与破灭,应该成为媒体从业人员深刻反思的案例。     

如何报道与传播“自杀”事件——“直播自杀”的传播伦理问题

2014年11月30日,四川泸州一位19岁小伙子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自杀”,此事引发了网友与媒体的集中关注,最终这位年青人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整个微博直播中,网友围观、留言评论,其中的冷漠、观望和幸灾乐祸的观点充斥网络,这显示出此次事件中的失范者并不只是存在传播伦理的问题,更存在公共道德的问题.媒体如何遵从职业伦理规范去报道这样的“自杀”事件,如何从伦理角度去规划有责任的报道,成为自媒体时代媒体和网络在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中西方媒体在我国新闻事件中的话语权争夺——以“3·14”、“5·12”、“7·5”事件为例

在新闻报道领域,对于中国所发生的诸如藏独闹分裂、东突暴动等敏感性事件,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存在有失客观的现象。虽然国际媒介话语权的天平偏向于西方媒体,但中国媒体一直没有放弃对话语权的争夺。本文以＂3·14＂、＂5·12＂、＂7·5＂事件为例进行文本分析,透视中西方媒体在中国新闻事件中的话语权争夺。     

新闻选择背后的博弈——从“闫德利事件”说起

本文通过对“闫德利事件”的回顾,分析媒体选择该“新闻”进行大量报道及转载的原因,即新形势下,媒体面临着各种利益的博弈,提出了媒体应重新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实现社会责任的途径。     

自媒体时代舆论危机的应对——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近年来,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媒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自媒体在反腐揭黑的新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就酝酿了众多的公共危机事件,其中尤以＂郭美美事件＂最为引人注目。本文就以此为个案,分析自媒体时代舆论危机应对的误区,探究新形势下舆论危机的特点,并藉此反思舆论危机应对的策略。     

自媒体时代舆论格局的建构——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对传统社会舆论格局的冲击是显著的,微博的出现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冲击。微博以其便捷、独立、自主的传播特点,冲击着原有的信息传播形态,为我们带来了＂自媒体时代＂。在＂郭美美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的发源地和发酵地,天涯论坛成为人肉搜索的大本营,在网络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之后,传统媒体也加入到讨论行列,进一步进行深度调查、发布权威信息,加强了舆论的影响力。     

手机：现场直播的“轻型武器”

现场直播是广播电视报道新闻的最高形式,也是广播电视与其它媒体在时效竞争上的制胜法宝。迄今为止,在众多媒体中,只有广播电视才能对事件进行零距离、零时差的报道。不过,现场直播虽然在广播电视媒体和受众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由于调动的设备多、人员多、投资成本大,所以,很长时间这种报道形式一般只在重大新闻、重大活动时才使用。     

地方媒体如何做好突发事件报道

做好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是地方媒体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本文以凤阳＂6·21＂爆炸事件为例,就地方媒体如何及时、全面报道突发事件及如何开展媒体协作展开探讨。     

对“八毛门”事件报道的反思

随着媒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施行,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就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时,作为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新闻客观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在媒体对＂八毛门＂事件的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应引起重视。     

“传闻”变“新闻”——对“艾滋女事件”报道的检视与反思

本文针对2009年10月以后媒体有关＂艾滋女事件＂的报道,反思了网络和传统新闻媒体是如何将一则＂传闻＂变成＂新闻＂。在这一事件中,新闻真实性遭到践踏,把关人作用发挥不到位,媒体社会责任感缺失,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公共意识需要进一步培养和加强。在当下多种媒体交互传播的时代,各类媒体都应从这次事件的报道中吸取教训,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共同为营造健康、和谐、理性的社会环境而努力。     

报纸如何做好“自己”的报道

当前,媒体竞争愈演愈烈,往往重大新闻一发生．重要活动一开始,电视台一直现场直播,网络新闻随时更新,手机信息不断发送。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仿佛新闻大战,独家的可能性已基本为零。在这样的环境里,报纸——一般只能在事件发生第二天才面市的媒体,如果固守传统的报道模式,势必遭到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抛弃。     

论两岸媒体莫拉克风灾报道体现的媒体价值观

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是对媒体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2009年的台湾莫拉克风灾是两岸媒体工作者继“5·12”汶川大地震后．又一次通过“媒介事件”亲身参与的一场“历史的现场直播”。灾难是一幕幕令人扼腕垂泪的悲剧,及时、透明地报道灾难,能够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理智、科学地分析灾难,能够较好地传递情感信息．是媒体收到传播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坚守“两个责任” 发挥社会连接器作用——以腾讯·大楚网战“疫”宣传为例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腾讯·大楚网为代表的商业网站,发挥了社会连接器的作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筹集和分发战"疫"物资,上半场投身抗"疫"防疫,下半场助力复工复产,这既体现出其媒体责任所在,也体现出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担当。     

浅析受众的“被娱乐”现象

如今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大部分内容都带有娱乐性,而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娱乐。本文从受众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两方面对受众的＂被娱乐＂现象进行分析。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警示

今年7月10日,英语国家发行量最大的百年畅销＂小报＂《世界新闻报》被迫停刊,长达168年的历史自此画上句号。《世界新闻报》停刊,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也不是因为网络挤压,而是因为坠入＂窃听丑闻＂泥潭。《世界新闻报》疯狂的窃听行径,不仅公然违反报业的自律守则,而且明显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它为了追求刺激性新闻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最终走上穷途末路。这起＂窃听门＂事件,同样使我国的都市类媒体陷入反思：新闻媒体如何把持道德和法律底线？受众巨大的都市类媒体如何构建自身公信力？本文认为,在新媒介环境下,我国媒体正在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清媒体的特有属性,坚守我们应承担的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我国都市类媒体在发展进程中应该自觉摒弃、抵制低俗之风,切实维护媒体公信力,弘扬真善美,以真情实感吸引广大读者。     

“媒体造星”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

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由大众传媒引导的＂媒体造星＂运动愈演愈烈。本文首先阐释了＂媒体造星＂现象的概念及研究现状,并综述了对此类现象不同角度的各种研究报道。其次,通过列举大量时下广泛流行的＂造星＂现象,总结＂造星＂现象的特点及对受众的影响。最后,本文从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媒体造星＂运动,从大众媒介自身出发,讨论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起因及结果,并联系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初步分析了＂媒体造星＂的发展趋势与存在的必然性。     

媒体追求真相的行为边界——由“鲁若晴”事件引发的新闻伦理思考

调查真相是媒体的责任,但也需要注意媒体自身的行为边界。近日,一个名为"鲁若晴"的青岛患癌姑娘由于其在微博上病情的介绍和坚强乐观的性格,在微博上一夜走红。但突然的爆红也带来了诸多网友对"鲁若晴"真假的质疑。《鲁中晨报》率先刊发措辞严厉的调查求证报道,引起了其他媒体的质疑和抨击,进而引发一场媒体间的论战。这个由微博延伸到传统媒体的"鲁若晴"事件可以让我们反思如何才是合乎伦理的真相传播。本文从此事件出发,探讨了媒体在追求真相、为公众答疑解惑时以及媒体之间开展正常的业务批评和讨论时所应遵循的新闻伦理规范。     

媒体如何避免舆情事件的“二次伤害”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事件发生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和参与。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使更多的受众开始参与新闻事件的讨论。而媒体为了争夺受众的眼球,在新闻事件报道过程中,求新求异,加大报道渲染力度。尤其是在一些舆情事件中,媒体的不恰当报道给原本受伤的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本文结合＂小悦悦事件＂和＂杨武事件＂,分析媒体是如何产生＂二次伤害的＂,以及如何避免产生＂二次伤害＂。     

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以云南“陆良事件”为例

本文以＂陆良事件＂为切入点,围绕舆论概念,从专业视角对该事件进行探讨,为当前媒体舆论引导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