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经》的慈爱思想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慈爱思想。《礼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论语》＂仁者爱人＂;《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兼爱＂、＂非攻＂;《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不积＂、＂利万物而不争＂等均体现出丰富的慈爱思想。及至汉末,《太平经》出现,道教兴起,继承与发展了上述诸慈爱思想,并做了宗教意味的改造与阐释。同时《太平经》的慈爱思想还在早期道派——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中得到了实践。     

“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美学还原——从姜明的《万物生长》看灾难文学的价值选择

姜明的诗歌集《万物生长:汶川地震人物志》,不但具有抗灾救灾文学的社会学意义,而且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人类学的三个“还原”:还原灾难,呈现生命的个体之痛;还原诗人,再现记者的群体之难;还原诗歌,实现文学的本体之维.这“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美学还原,完成了灾难文学的一次“华丽转身”.     

灾难的启示——影片《迷雾》解析

继震撼人心的《肖申克救赎》之后,弗兰克·达拉邦特献上了同样具有震撼力的继雾》。不同的是,《肖申克救赎》中主题清晰、爱憎分明,而《迷雾》则名副其实,带给人们一头雾水。这团迷雾从影片中弥漫出来,笼罩在每个观众心头。当迷雾散去之时,我们依稀感觉到,弗兰克提供给我们的是一部灾难启示录。     

《灾难传播学》:传播学领域新开拓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     

拓展灾难文学写作的自觉之路——伍松乔《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研究

“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是四川灾区从悲壮走向豪迈的重要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文学也随之“走向豪迈”,相反,关于灾难的文化思辨与文学表达,在深层意义上才刚刚开始.在拓展灾难文学写作自觉之路上,知名媒体人、作家伍松乔新著《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的写作实践,深刻诠释了灾难文学的内涵外蕴,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如何参与灾难记录、深入挖掘意义空间、实现创作上的突破,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探索,成为灾难文学写作自觉之路上的一个成功个案.     

从金文看《周礼》

从金文看《周礼》李学勤《周礼》可说是经历最坎坷的典籍。它虽有幸被列入“十三经”，但从秦以来，备受抨击，累世不绝。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特设《序周礼废兴》一篇，叙述此书的遭遇。据所引东汉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     

从《孝经》看孝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个普遍性的共识,认为全球性问题归根究底乃是人类道德的危机。而孝为德之本,乃教之所由生,恰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它既能有效解决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也有助于建造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孝是人人应行,人人能行之道。但是具体到每一地域、每一人,由于所处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孝行之表现也不尽相同,也要因时因地而制宜。     

从康德“自然辩证法”看“周易”的有机系统思维

康德的“自然辩证法”关于有机系统中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先验原理,与中国《周易》图形化的系统思维可以跨越巨大时空相呼应。“周易”二字的构形就蕴含了系统思维的内涵,而“生生之谓易”从根本上表明了其生成性生命本质。“易道”观念基于太极而指向天地宇宙的原初整体,充盈其间的“气”为“道”提供了形而下的基础,两者共融弥补了康德物自身悬“空”的缺陷。其“气物二相”说还与现代“波粒二象说”相呼应,从根本上揭示了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为美的生成提供了完满的哲学基础。今天,在对《周易》的道气本体论进行科学解读的同时,对其“早熟”的消极后果应有所反思。     

从南阳汉画像石看汉代原始道教的孕育

河南南阳地区是汉画像石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全国出土的汉画像石墓有百座之多,南阳地区发掘的汉画像石墓已经有50余座。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神仙思想是其最核心内容。原始道教酝酿、孕育和创立之时,也正是南阳汉代画像石丧葬风俗产生和发展之时。一个时期的艺术是一个时期哲学思想的反映,是特定文化的隐喻与表征。     

从《茶经》看儒家思想

<正>《茶经》作为中国茶业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它在中国农林业史上的地位可想而知,但《茶经》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少有人提及,就算提及,也多以中庸等思想为主。例如孙长龙谈及《茶经》中的儒家思想时,就从中庸入手,认为茶不仅具有中正、平和的气质,而且人们通过饮茶能够达到消除烦恼、平和心境的目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思想相契合;儒家思想要求人可以运用中庸之道来作出不偏不倚的观察和对待,这也正     

攫能论与新科技史观——读《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

一项新的科学成果问世 ,有赖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创新 ,才可以让我们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新的东西。这在古今中外的科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 ,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中国科学史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新思维和新研究方法的领域 ,它一直在等待着新理论的到来。许多学者都知道 ,道教与古代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 ,但这种关系的深度究竟如何 ,互相之间的正负影响如何 ,都一直有待研究 ,但这项研究具有很高的难度 :历经兴衰、浩瀚繁杂又奥妙难通的两千年道书文献 ,众多学科知识同宗教、迷信繁密交织 ,鱼目混珠 ,令许多人望…     

从《扬州辛亥吟》看小方

清末民初，扬州方尔谦、方尔咸兄弟“诗名满淮海”，世称“二方”，兄为“大方”，弟为“小方”。我在《寻根》2007年6期发表《“联圣”大方二三事》，今再发表《从〈扬州辛亥吟〉看小方》，合并观之，才能全面了解“二方”。     

《周易》辩证思维与为人做事

《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占筮的书。《易经》的作者,以及成书时代,至今尚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的说法,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在羑里坐牢时推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为《易经》作传（《易传》）以解经。《易传》又称＂十翼＂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序卦》和《杂卦》。战国时期,人们将《易经》和《易传》合订成册,成为今天的《周易》。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焚《周易》。到了汉代,《周易》地位上升,成为＂群经之首＂。此后,《周易》的地位没有动摇。＂群经之首＂不是因为它能算命,主要是它的阴阳变易思维给人们诸多启示。     

从《爱情与垃圾》看布拉格精神

提到捷克作家,大多数读者会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而小说《爱情与垃圾》的作者伊凡克里玛（1931-）,享有与昆德拉同样高的国际声誉,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克里玛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朋友们的劝告,毅然返回祖国,     

读《庄子》拾穗——知无知 言与意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从《六国论》看苏洵史论文风特点

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主要成就是史论文。其文风健雄，议论酣畅，纵谈古今，任意驰骋，颇有战国纵横家的笔意。     

从《高僧传》看北朝僧人参政现象

佛教传人中土（以东汉末计）至魏晋南北朝时间总共不到两百年,而佛教通过西域僧人（其中还包括许多西北地区的僧人）的传播逐渐与政治发生关系。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又和本土的儒家、道家哲学产生碰撞和磨合,经过文化与思想融合,最终佛教僧人在政治上与儒士、道士的作用相当。     

从《抱朴子》看葛洪对玄学的批判

葛洪是东晋时期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较为丰富和驳杂。在其代表作《抱朴子》中,他对魏晋之世盛行的玄学清谈之风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本文即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葛洪的学术渊源、个人经历的分析和探讨,从而揭示出他对玄学持批评态度的深层次原因。     

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

存在于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特别是南北地区的差别,我认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如果忽略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确切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发展过程,也难以究明宋代以后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本文通过对《诗经》、《楚辞》的一个方面的比较,试图对此略加阐述。由于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愿这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能够多少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