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记忆中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评析

戴望舒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特征,而且他善于将自己深刻的都市生活体验融入诗歌,将民族文化传统、审美习惯与外来的创作方法相结合。他有过消沉和痛苦,在雨巷中徘徊彷徨,在“记忆”中幽游绝望。在艺术的象牙塔之中,他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世纪末”情绪和唐末五代的“末世之音”同他孤寂的心灵一起,弹奏出哀怨颓废、逃避现实的弦音,他的诗歌,就是象征派和古典派以及他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的融合。     

穆旦诗歌中的“上帝”意象

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上帝”字眼以及“神”、“主”等类上帝字眼的大量频繁出现,构成诗歌文本的特色,使他的诗歌文本呈现出浓郁的基督教色彩。本文以“上帝”这一意象入手,通过对他诗歌中上帝内涵的深入分析,探讨他将上帝意象引进诗歌文本的原因,进而诠释上帝意象在穆旦诗歌中的特殊意义。     

在“物我两忘”中追求“宇宙意识”－－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化简评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大师瓦莱里的影响，但他在自己象征主义诗论的建构中将中西方的“象征”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现了在“物我两忘”中追求“宇宙意识”的审美理想，他的诗歌理论虽然缺少“现实意义”，但其对于诗歌美学理论的建设是有一定价值的。     

海子诗歌生命意识阐释

海子在短暂的生命中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优秀作品，他以“土地”(包括麦子)、“火”(包括太阳)、“远方”等作为诗歌意象．在诗歌和生命行为中实践了他的生命意识。他带着激情创作，在诗歌中试图实现对传统母亲神化、土地神化的回归．从而使得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的一大景观。     

论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阮籍在曹魏晚期参与编纂官修史书《魏书》,而编写《魏书》也成为他创作《咏怀》诗的契机。就诗歌内容而言,亲历魏晋政权更迭的经历形成了阮籍盛衰无常的历史观,在创作时他将这种历史观注入诗歌中,使其《咏怀》诗充满了无常之感;由于史学素养深厚,阮籍常用史学家的时空观念来思考人生,从而使其诗歌充满了时空感;此外,阮籍还以诗论史,使其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史鉴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由于文史兼通,他在创作时有时会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史书的体例引入诗歌中,从而形成叙、论结合的创作模式;在阮籍之前,汉魏文人多用“语典”,极少采用“事典”,由于精通史籍,他在诗歌中开始大规模运用“事典”。     

诗歌本体:“他说”的权威--兰色姆“肌质”与坦尼亚诺夫“突出”之比较

“我说”与“他说”作为诗歌语言言说的两种基本方式,在“我说”与“他说”之间诗歌整体意蕴、结构得以呈现.但较之于“我说”的同一变化性,“他说”语言自身言说的无限可能速度性、可写性以及世界的元元素性,却始终与兰色姆所谓诗歌之还原丰富、复杂的世界的本体论宿求相合.在诗歌本体论的追寻中,“他说”具有绝对的权威意义.     

怨郁凄艳的无韵之诗——论沈亚之的抒情小说

中唐的沈亚之将诗歌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他写的哀怨的故事符合“以悲为美”的诗歌审美心理,他的沉郁的情怀是社会因素,个人原因和文学传统构成的,他小说的意境完全借鉴于诗歌艺术,风格艳丽又高雅,华贵又脱俗.“怨郁凄艳”可以涵概他的诗化小说.     

论杜甫诗歌对儒家圣者观念的创造性表达

“圣”是儒家政治伦理理想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被杜甫创造性地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出来。他的诗歌对于下层民众的关注、对于罪恶现实的批判 ,在古典诗歌中达到了极致 ;但杜甫又在自觉地充当着民众苦难的抚慰者 ,他到最后也没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更深、更关键的层次     

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意象论

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是以“意象”为本体论范畴的,在他的诗歌美学理论著作《姜斋诗话》和他的诗歌批评实践活动中,王夫之通过对“意”和“象”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了两者在理论上的联系,事实上建立了以“意象”为本体的诗歌审美本体论。本文意在通过对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和诗歌批评实践的文本的解读,澄清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体论内涵,明确其理论贡献。     

戈麦诗歌语言张力论

“张力”是一个从西方文论引进的术语,在中国古典哲学和诗学中也能找到其痕迹,在诗歌语言中使用“张力”,会使得诗歌呈现出陌生感、惊奇感等与众不同的诗意。戈麦的诗歌语言便是富含“张力”的语言,这与他对语言的珍视和个人的思维立场有关。他的诗歌语言中的“张力”又具体表现为对否定连接词的运用、对富含“绝对性意味”的词语的使用、对“多重转喻”的使用以及使色彩象征意义变形的特点。     

“寄言出意”与“以理化情”

阮籍诗歌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儒家“比兴”的方法已经不能解释他的诗歌。这是因为外在严峻的政局,阮籍不能直抒其意,造成了他的诗歌结构的封闭性。他采用“寄言出意”言说方式,运用与当时流行的道教有关的语汇,构筑了一个象征的世界,使他的诗歌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现实在他的诗歌中,大多是记忆的醉片,并不是写实的,而是为诗歌中的哲理服务的。因此,造成了阮籍诗歌和儒家“比兴”解放方法的错位。这是阮籍诗歌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     

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的反传统精神探析－－兼论《荒原》的艺术表现方式

艾略特作为象征主义诗歌最有影响的代表，他以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欧美传统学之间形成了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他与象征主义运动的其他作家一样，公开反对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中直抒胸臆的创作方法，主张诗歌要靠“直觉”表现“内心”。他同时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相区别，主张将批评的重点投向社会化领域。在学的表现形式上，他提出并坚持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创伤方法。《荒原》是他上述诗歌理论主张的重要实践。     

无根时代的“根性写作”——冬婴诗歌简论

重庆诗人冬婴的诗歌写作以“根性写作”的方式反拔着无根时代加诸于人的种种对于自由的限制。他在其诗歌写作中执著于追索人类的“情绪与智慧之根”,将被“现实性功利性”与“即时性”所缠绕的“诗意”释放出来,伸展到人的心灵才能抵达的领空。他的写作植根于人对于自身终极存在的不懈探寻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顽强叩问,植根于人对“诗意地栖居”的美好向往。他用诗歌来平衡消费时代的种种弊端所导致的不平衡,来摇撼欲望超载的过重的一端。他以长达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证明了心灵对于人的完整性存在的重要意义。     

张问陶诗学的渊源与演变

张问陶是清代中名的诗人和诗论家，其“性灵”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论中“心物感应”和“吟咏情性”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要表现“自我”，抒发真情，反对模拟抄袭和在诗中搞训诂考证，提但清新，自然、天真、天趣的诗风，他的诗论在清代诗坛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探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伤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论于坚诗歌创作特点

于坚的诗学强调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提炼温馨、朴素的诗意,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他最成功地将平民性、以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生活场景生活流、戏剧性等变成了诗歌现实.本文主要就其诗歌的日常性、叙事性和口语化等言面探讨其诗学命题的内涵.     

追寻诗的风骨与灵魂——论王新民诗论

王新民在写诗的同时,注意自身的诗歌理论建设,他提出的“风骨”和“灵魂”是他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他的诗论中,“风骨”和“灵魂”不仅涉及到诗及诗人的内在修养,不仅涉及到诗的社会价值取向,而且也涉及到诗的语言等形式方面的内容。     

蕴含在混乱表面之下的意蕴和谐——论卡明斯“古怪的印刷体式”诗歌的“陌生化”技巧

E．E．卡明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是20世纪英美实验派诗人中的佼佼者。他那以“古怪的印刷体式”编排的“一句话诗歌”不仅将传统诗歌有关诗节、音韵和格律的规则彻底推翻,而且还将诗句和词汇拆得粉碎。这种偏离常规的诗歌形式就形成了“陌生化”的效果。用“陌生化”的技巧解读卡明斯的“古怪的印刷体式”诗歌,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诗歌表面的杂乱无章,而是诗歌内在的和谐与统一。     

论诗歌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并将是21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在诗歌现实中，“个人化写作”显示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保存着诗歌独立精神和艺术超越；后者异化、分裂或消解诗歌的整体精神，使诗歌沦为“物化诗歌”和“时尚诗歌”。基于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诗歌与社会政治的新型深度对话关系上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将是诗歌“个人化写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高启诗歌初探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是被“允为一代之冠”的著名诗人。明代胡应麟将他同“唐初四杰”的王勃相提并论;清代金坛又将他同“南宋四杰”的萧德藻相比,说萧“实出其下”。可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是建国以来,对高启诗歌研究的人又很廖廖,故本文试图就高启的生平和诗歌加以初步探讨,所误之处一定不少,冀希专家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