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的酋邦轮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

学者对于五帝时代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以社会人类学的酋邦概念来重新审视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可知五帝时代应该是中国酋邦轮回时代史迹的历史沉淀。酋邦轮回是中国酋邦时期即五帝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因此,酋邦轮回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要道路,酋邦轮回的结束,酋邦宗主权世代固定在某一氏族内部传承并为其他酋邦所承认,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酋邦轮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

学者们对于五帝时代存在纵向观和横向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以社会人类学的酋邦概念来重新审视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可知五帝时代应该是中国酋邦轮回时代史迹的历史沉淀.酋邦轮回是中国酋邦时期即五帝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因此酋邦轮回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要路径,酋邦轮回的结束,酋邦宗主权世代固定在某一氏族内部传承并为其他酋邦所承认,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代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在废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五帝系统的产生与定型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多个不同的部族,也存在着无数传说中的始祖和部族英雄。夏商周三代的"天帝观"揭开了传说向历史转化的序幕,也为后代五帝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五行文化与五方观念催生了以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选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作为五帝,明确其"血缘关系",将他们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转变成人间圣王,最终完成了五帝系统的定型。     

论五帝时代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 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 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史前五帝时期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中国中原地区在五帝时期,即仰韶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中期,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国家的出现是认定当时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在这个历史时期,贫富分化、社会分层、阶级对立、矛盾激化,是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画野分州、巡守四方、任土作贡、设朝立市,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具体表现;始创礼制,允执厥中,修身治国,平均天下,即"中和"施政理念,是国家实施管理职能的指导思想;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监于万国,诸侯咸服,即当时出现的联盟国家,是当时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学术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即金属冶铸技术、文字、宫殿建筑与城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相继出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在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时期,即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替时期出现的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家庭)、奴隶制、私有财富,构成了中原地区中国文明社会的"史前的基础";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区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处于文明时代的孕育期;仰韶文化中期(黄帝时期)中原地区开始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意味着"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一夫一妻制家庭取代氏族制度获得最后的胜利,亦即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论中国早期国家的主权观念

主权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它的正确认识是探究中国早期国家内在特征的重要前提。主权观念在国家形成之前即已存在，对人口的占有是中国前国家社会及整个早期国家阶段主权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主权观念的不断发展，既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使国家运用经济基础进行人身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又引起了与史前传统的碰撞，形成了早期国家特有的共利观念。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浅析——兼论先秦时代产生的两种五帝说

《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司马迁沿用了《五帝德》所记五帝说。另外,古文献中还记载有其他几种五帝说。考证不同五帝说的产生和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产生的两种五帝说是其他说法的源头。但两说本身又具有不同的旨趣。司马迁沿用其中之一,是经过网罗诸多文献和广泛调查的结果,因而其五帝说的可靠性较强。     

汉民族五帝时代的族群态势

在五帝时代,天下有许许多多的“邦”,统称为“万邦”或“万国”。这个“国”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性质的族群。在这个“族邦”天下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有122个族群,颛顼时新增加27个族群,帝喾新增加了42个族群,尧舜时期新增加了61个族群,合计252个族群,加上《山海经》等书记载100个族群,总共为352个族群。这种族群态势不仅说明五帝时代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起点。     

《孙膑兵法·威王问》“必攻不守”解

《孙膑兵法》中的＂必攻不守＂乃是对《孙子兵法》善攻者＂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与所谓的＂重视进攻而不屑于消极防守＂的思想毫不相干;＂必攻不守＂四字乃动宾结构,其正确的解释应为＂果断地攻击守无可守之敌＂。     

但丁《论俗语》与“五四”白话文

但丁的《论俗语》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建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同时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方,中国“五四”的白话文与但丁的《论俗语》具有同样的效果。两种语言在同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都对各自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征诗文对五帝的颂赞及其政治兴寄

魏征赋诗作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上古圣王的崇敬之情,其盛赞五帝并借以颂扬唐太宗,同时也体现了自身对太平盛世的执着追求。魏征《五郊乐章》20首,按宫、角、商、徵、羽五音,分别礼赞黄、青、赤、白、黑五帝,体现了顺应天地之气祭祀五帝之神的特色以及祈祷"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目的;其奉和唐太宗之作,以黄帝等为题来颂扬明主,也蕴含着对唐太宗的深切厚望;其进谏之疏、论政之文,以三皇五帝为帝王最高标准,为唐太宗树立效法楷模,并借以批评其执政得失。魏征的政治理想就是期望唐太宗和贞观重臣励精图治,圣贤相遇开创盛世太平,直至超越古人,为后世师法。     

浅论“三反”、“五反”运动与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

文章通过分析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产生的起因、过程及结果,阐述了“三反”、“五反”运动与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关系,以期对当今党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史记·五帝本纪》的主体性构建

主体是一个虚构的观念,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构建,创造出属于精神范畴的价值系统。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对五帝意象的历史性叙述、空间性拓展和民族性融合的有意识描述,潜在地构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传统,它表现为历史谱系重构中的民族主体、华夏民族统一中的国家主体和道德生命构建中的文化主体三个相互交织的主体关系。     

需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

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有了某种隔阂、壁障以致对立,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研究的发展,制约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内部分裂乃至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可以看到,这些矛盾、差异乃至分裂、对立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身根基的整体发展之中。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

荀子的政治理论既主张＂法后王＂,又坚持＂法先王＂,两者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体现了荀子＂先王＂＂后王＂一以贯之,既坚持前代传统,又与时俱进的辨证道统观。这种辨证道统观是荀子在割断了＂天道＂对＂人道＂的神秘制约关系之后,对儒家政治学说以＂道统＂制约君权做出的一种理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