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精神流浪——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之三

知识女性作为“五四”时期最觉醒的时代女性,最先看清她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及自身的处境,开始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展开了对“世界秘密”的探索,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女性话语。冯沅君集中表现了女性言说的困苦,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很多以死亡结束女性言说。庐隐表现了女性言说的终极方式不可获得的困惑,她笔下的女性在“觉醒——失望——抗争”中彷徨、迷惘,如果不死,则飘泊不知所终。丁玲为我们提供的女性言说方式主要是灵与肉冲突的女性角度,表现言说的困惑与精神的流浪。 五四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言说的痛苦和困惑以及她们的精神流浪,都来源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冯沅君是站在文化的基点上,以作为传统的价值依托的母爱与具有现世的新的价值冲动的情爱的冲突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庐隐是站在现世的基点上,直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本身的矛盾、分裂状况是社会压迫的结果。丁玲是站在人性的基点上,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内化成个人人格的分裂,将自己撕裂给人看,更能引起读者深思。 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画廊,同时,为妇女寻求自身的解放起了言论上的先导作用。中国妇女解放在曲折中前进,五四女作家功不可没。     

异域同声:女性真实声音的体现

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本质上都属于“自我言说”的书写形式。女性以日记、书信的形式进入文学世界,写下自己的情感体验,记述女性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女性真实的声音。丁玲与艾丽丝.沃克分别采用了日记体、书信体,让莎菲、西莉作为话语主体去言说,让女性真实的声音通过叙述人的发话而充塞全篇。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两个主体通过女性真实的声音融为一体。女性作为话语主体,构成了对男权话语、对女性生存压抑的解构,同时实现了女性对父系文明历史关于女性规则的重新语义化。     

个人体验与时代大潮的涤荡——论丁玲作品中婚恋观的演变

丁玲自觉地将个人情感体验与时代大潮融合,将自己对女性的思考与时代的感悟投射在创作中,尤其是其中以女性的恋爱婚姻为主的早期作品。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婚恋题材主要有恋爱、同性恋、婚姻等三个方面,体现了丁玲婚恋观的演变,并可从中感受到她对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境遇的关切。     

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与贡献

丁玲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她说:“作为妇女,当然对妇女更了解,更熟悉她们的情况,她们的问题……所以女作家写妇女,也是很自然的事。”丁玲一大批小说就是描写妇女的生活、心灵与命运的。一女性文学是以女性的眼睛、女性的灵魂来审视人生,透视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文学。这种女性主体意识总是与一定的时代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交织、纠缠、联结在一起的。中国女性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丁玲和她的母亲

丁玲和她的母亲北京第一师范周德耀丁玲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享誉中外的女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丁玲的母亲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丁玲《魍魉世界》）丁玲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她母亲的影响。丁玲原名蒋冰之，１９０４年１...     

你知道丁玲奶奶吗?

咱们中国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她就是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去年10月4日,是丁玲奶奶诞生100周年纪念日。1951年,毛主席在国庆节观礼台上问丁玲:“中国有没有培养青年作家的学校?”丁玲说没有。毛主席说:“那你就创办一个吧。”于是丁玲就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当年,我就是丁玲奶奶的学生。她给     

试析丁玲早期作品中塑造的"莎菲"型人物

在现代女作家中,丁玲可说是主体意识非常强烈的一位.她始终自觉地把关心女性的情感、命运,女性的生存方式和抒写女性形象当作创作的第一要事.在丁玲早期作品中,"莎菲"型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的局限──再议《在医院中》

由于时代，政治和个人等诸多原因，丁玲在“左联”的旗帜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丁玲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拘禁．1936年，在多方努力之下，丁玲离开魔窟几经辗转来到陕北．到达陕北之后，丁玲以她获得新生的亢奋激情，投入到中国革命运动之中．丁玲通过她自身的实践，继续探寻着知识女性的人生之路．她以作家的敏感和多思，将从全国各地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女性的心灵嬗变，通过文学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来．小说《在医院中》就是这方面的例子。1941年11月，丁玲在《谷雨》第1期上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来在1942年8月《文艺阵地》…     

救人与自救--山鲁佐德的言说启示

《一千零一夜》中的山德鲁佐，通过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的方式，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还因此挽救了众多女性的性命．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阿拉伯女性掌握“言说”权力的重要性，由于她的“言说”权力是国王（即男权社会的象征）给予的，这就意味着阿拉伯女性想“言说”首先要做的是争取“言说”的权力。     

生命的倔强灵魂的高傲--丁玲与她的"莎菲型"女性

丁玲，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一位罪名最大、落难最深的女作家。她以其笔下的一个个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莎菲型”女性形象蜚声文坛，也为此遭受了无尽的罹难。丁玲的悲剧在于她两难的角色意识：革命家、文学家。她对政治的执着，对艺术的追求的倔强性格，使她如“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文学女士”张洁

张洁以炽热的才情登上文坛,她的创作标志着女性写作的一个高度。2002年的《无字》三部曲,使她完成了由“情者”到“智者”的涅槃;在描写个人情感经历的同时,深入透视世道人心,笔力凝重,意味幽深。以前呼吁“爱是不能忘记的”,现在叹息“爱是难以言说的”,情感表现的前后变异传达了她审美意趣的深化与老到,她历久不衰的文学力量,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这是“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委员会对获得首届“文学女士”称号的作家张洁所做的评语。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文学女士”张洁的作品,感受她的才情。 主持人:张林军(北京师范大学)     

试论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性别意识的淡化

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集中于对女性心理、情感欲望的大胆表现和女性命运的探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时代主流话语的转变，丁玲也不自觉地陷入“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创作的模式中，其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日益突出，性别意识日渐淡化。     

沉默与言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地位

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社会文化历史的边缘，她们具有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而丧失了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女性主义兴起后，觉醒的女性向男权社会挑战，她们以行动颠覆女性的社会边缘性。女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文学描写中女性形象的地位。鲁迅、茅盾等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提出了女性面临的问题，但女性是沉默的；庐隐、冰心、丁玲等以日记体、书信体的形式，让女性以“我”、以“妇女”的名义和身体去讲述、去言说，从而确立了女性自我言说的地位。     

灵魂探求者的爱情反思与转型焦虑——丁玲小说《韦护》创作心理探源

在小说《韦护》中,隐含着丁玲自我女性意识的情感理知对话。小说故事文本主要叙写男性革命者在"革命"与"恋爱"冲突中的艰难选择,小说内在写作意图看似源于作者对革命者瞿秋白与王剑虹两人情恋的回顾,实则,小说深层文本潜伏着丁玲对自身情伤的回味、反思以及其由个性主义向革命意识转型前的徘徊、焦虑心态等诸多复杂情愫。在面临日渐形成的遮蔽性宏大革命救亡话语的情境下,作者悄然进行着自我心灵、理性认知的对话,探求合理的自我女性意识言说,并籍此试图走出自我情恋伤悼的情感藩篱。     

从作品的女性群像看丁玲的妇女解放思想

丁玲是一个善写女性的作家。丁玲从写女性开始，以写女性告终，通过刻划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她逐步完善的妇女解放思想。     

从莎菲形象看丁玲的女性意识

丁玲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为争取人格独立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她用日记体的形式为我们塑造了莎菲这个独立、坚强而且叛逆的女性形象.作品留下了“五四”后冲出旧家庭,大胆追求独立、个性、自由的青年女性的辛酸而痛苦的足迹.莎菲身上的一些品质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丁玲的女性意识.     

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女性形象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 ,是在现代第一代女作家创作进入沉闷期时出现于文坛的新秀。她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塑造了“莎菲型”女性的系列形象。其创作显示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发展 ,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本书主义”与丁玲

提起丁玲,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一本书主义”。五十年代,“一本书主义”是作为丁玲的反党罪证之一而被赫然公诸报刊的。从那个时候起,“一本书主义”就象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丁玲的脖子上,将丁玲从精神到肉体,残酷地折磨了二十多年。1979年,丁玲复出。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笔者有幸在北京友谊宾馆拜访了不久前从山西长治老顶山下的嶂头村回到北京的丁玲。谈话间,丁玲不无感慨地提到她回到北京后哭笑不得的遭遇,她说:“我到北京来,碰到青年人,他们就说:‘你就是丁玲,我知道你是一本书主义。’我都笑了。他们知道什么是‘一本书主义’!”的确,对于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一本书主义”的来龙去脉、原委曲直是不甚了然的。因此,有心要将当年“一本书主义”炮制出笼的事实真相,一一理清,大白于天下,为“彻底推倒强加给她(指丁玲——笔者注)的一切不实之词”作一点切实的工作。     

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互渗——丁玲后期女性文学创作试析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作品展示了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个性解放意识,在延安时期,读者仍能发现“莎菲式”的个性解放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和个性解放的主题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家很难再坚持新文学初期的自由意识的表达。丁玲的女性化立场受到严重的冲击。文章通过黑妮、杜晚香等形象的解读,指出丁玲晚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开始用政治意识置换女性意识,尽管出现了创作思维的相对矛盾,但仍然充满着女性的“声音”和“语调”。     

丁玲延安书写的空间想象与话语重构

主体改造、精神转向是伴随丁玲创作始终的两个关键词,折射出她随地域空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写作方式的倾向。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中,丁玲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以往的写作方式、审美习性和主体想象,她不断地调整视角,仍会受惯性书写经验支配想象乡村、构形延安,由此形成了一种混杂式的书写模式,“五四”国民性批判、浪漫理想化的革命想象不同程度地干预、掺杂进她的延安叙事,造成种种叙事困境和情感冲突。可以说,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之前,丁玲都没能绕过“经验”的范式,直到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期,丁玲才找到书写延安的在场理想状态。从整体上追溯丁玲的延安书写,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丁玲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下精神转向和话语重构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