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习惯法的变迁

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元",因国家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而产生适用范围总体缩减、法律效力不断减弱的显著变迁.这种变迁具有鲜明的非均衡性和国家主导性,并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由多元并存转化为多元交错.     

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若干问题探讨

集体土地承载着广大农民的生存利益和经济利益，关乎农村改革发展和国家稳定。从物权法的角度分析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主体及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等问题，对于确保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农业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

宋代的土地制度与以前的土地制度相比有所变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代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保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宋代土地私有制下的财产流转加快,土地可卖、可典、可租,形成错综复杂、交织重叠的多方面的法律关系。宋代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关于土地交易的法律法规。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土地契约制度的完善,包括土地流转中的形式,绝卖、典卖、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还有田宅买卖契约制度中的亲邻优先权制度、官版契纸、印契、契税、过割、离业制度等。     

试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原则

我国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小土地所有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经营,具有普遍的规模效益。全面解决土地所有权合理化问题,是各项改革措施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必要条件。应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得农地制度逐渐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断裂与链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之基础性探析

基础性是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受教育的本质属性.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要求基础教育为个体生命的和谐发展构建一种有差异的基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应致力于构建学校教育与民族社区生活、个体生命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文化自觉与教育自觉的有效链接.     

历史人类学方法与西南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当前西南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形成＂描述性＂法史学和＂解释性＂法史学两种进路,应当在此基础上把坚持历史学本位与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两者有机结合,以拓展其研究领域和深化分析。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现代价值--兼论西南民族地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西南是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宝贵的生态智慧。对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也能够为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在大力实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倡导各民族和睦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取向的今天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无疑给现代社会提供富有启示意义的独到智慧。在西南地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 ,只有坚持把科学发展理念与各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 ,才能形成各民族相互尊重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 ,真正实现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加快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居住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区域经济发展与中东部地区比相对落后。本文拟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提出基于区域实际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希望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关注和改善乡土民生,着力转换话语体系,注重文化熏陶,引导实践养成,使广大乡亲真正理解、认同、信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俄罗斯转型时期土地他物权制度评述

俄罗斯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加强财产利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民法典和土地法典对土地的终生继承占有权、永久使用权、对他人土地的限制使用权的规定,较完整地构成了俄罗斯的现代土地他物权制度.但由于两部法典颁布时间相差6年之久,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两部法典对土地他物权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也体现出俄罗斯根据本国的需要对土地他物权的立法所作的必要调整.     

论清代蒙古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蒙古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研究蒙古社会的土地产权关系对阐明蒙古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蒙古归附清朝后其土地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私有制逐步形成,并且成为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国家公权力既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建构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其行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规范意义所有权不同,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采用了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非传统方式;集体与组织的话语转换和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的虚实转换,使我国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支配意志在立法上受到技术性限制,组织中的领导权力对农民成员表决权的行使会产生制约作用;转移处分权的缺失和用途处分权的行使禁区,使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处分权能不完整,进而会削弱其收益权能。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构成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改革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一约束条件不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很难与规范意义所有权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