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沈祖叶，后有盛静霞”——我与《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的刊印

按语:<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是我2000年初为业师蒋礼鸿(字云从)、师母盛静霞(字弢青)编印的.当时云从师已先逝世,师母健在.诗词合集虽然只供师生、亲友阅读,不过我在编印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登门拜访国学大师徐复、程千帆先生,并请求为之赐以佳序.一听说是蒋礼鸿、盛静霞的诗词合集,二老连声答应,毫不迟疑.虽然当时两位先生已经基本上不再给人写序.程先生在写完该序后不久就逝世了.如今师母也已逝世,徐老也稍后逝世.     

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在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今天是已故老友、原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仲荦生前友好和他的高足在此聚会,共同缅怀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仲荦原名牛,字仲荦,后改名元崇,以字行。仲荦生前,我一直称他为牛兄。今天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但我将永远仍以牛兄称呼他。十年前,牛兄因突发心肌梗塞不幸逝世,当时我正在杭州参加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遽闻恶耗,悲恸无已。十年     

师道的尊严——由抄写油印本《怀任斋诗词》怀蒋礼鸿先生

丁亥年秋.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先生应"福州市第二届读书节"组委会之邀,亲临榕城九仙山(于山)九日台讲授"朱熹读书法".承徐先生美意惠赠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书报刊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刊物<藏书>创刊号和第二期两册,书样典雅玲珑,图文清丽,形神俱佳,爱不释手.当日挑灯夜读,见第二期刊有原杭州大学教授,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黄征师兄的大作"<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前言(附蒋礼鸿先生和师母盛静霞先生诗词选)",披读之余,感慨良多.     

书韵犹香：读《潘树广自选集》追忆先师

今年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树广先生（1940—2003）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在去年,师母诸美芬女士就联系出版了《潘树广自选集》（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这是先师潘先生生前编辑的一部学术论文集。     

石瑛：怒打孔祥熙痛骂汪精卫

我的祖父石瑛（字衡青），是湖北“三怪”之一。他一生特立独行，廉洁奉公，做出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虽然他逝世60年了，但是他为民请命、力抗权贵的许多事迹，至今在民间还广为流传。[编者按]     

以后多来看看我啊

正不知不觉间,洪汛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洪先生是前辈,在儿童文学界无人不晓。他生前喜欢提携后进,有不少年轻朋友。我虽然认识洪先生较早,但和洪先生的私交并不深。洪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洪夫人冯佩霞老师希望我为《〈神笔马良〉典藏纪念版》写篇序,我有些意外,第一反应就是婉拒。但冯老师执意坚持,不仅让其公子数次打来电话,而且年届八旬的冯老师还亲笔写信嘱我不要推辞。冯老师如此信任晚辈,我也     

回望：二十五年前《万历十五年》的面世

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先生与我联系的。1979年5月23日．黄先生给我一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苗子先生颇有识见地提出，“这样做将对国外华人（此二字为编者所加一一编者注）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又说陈翰伯同志也有这一看法。黄先生的信最后说：“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二十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思想和"生态博物馆"用词和概念的起源

（一）当时背景 1964—1974年，我担任国际博物馆协会秘书长，是新博物馆运动的见证人和参与。在这一时期内，还没有人谈新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也仅仅是法国现象。虽然进行的很缓慢，但也是博物馆世界的一起引人注目的“革命”。根源于当时的几个背景因素。     

我收藏的十八封唐弢来信

北京鲁迅博物馆寄来一册《唐弢文集·书信卷》,内中收录了唐弢先生给我的三封信。其实,在我的书箧中,收藏先生的书信远不止此数,计有18封之多。今日重读这些手泽,往事历历,不免有物在人亡之痛。 唐弢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作家之一。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是“鲁学”专家,曾与鲁迅先生有过直接交往。鲁迅逝世后,他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补遗》和《续编》,对搜集和保存鲁迅遗著作出贡献。他的杂文,被认为深得鲁迅笔法,有些篇什足堪与鲁迅媲美。他的旧体诗词也极有功底,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更使我倾慕的,是他与我同乡,都是宁波人,我为有这样一位前辈乡贤而感到自豪。 1956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当时是新闻日报《人民广场》副刊的编辑,到上海作家协会去组稿,第一次拜识任《文艺月刊》副主编的唐弢先生。胖胖的身体,圆圆     

学仿毛泽东手书浅谈

我60年代初对毛泽东同志诗词手书产生了兴趣,当时买了三本这方面的书,一本是毛主席诗词线装本,一本是《毛主席诗词手书选集》,另一本是《毛主席诗词试解》。三十多年来,我虽然调动不少单位,也丢失了不少书,但毛主席诗词这三本书,一直保存至今。有空余之时就翻翻看看,有时也仿照毛泽东同志诗词手书练上几笔。最初练的是“毛泽东”这几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连接得很好,写得也很好,很有意思。后来我就学仿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这是我近几年经常练,练得最多的几个字。有时毛主席诗词手书也临习写一写。特别是毛主席诗词…     

买办刘鹗与福公司矿案

刘鹗（1857—1909）,原名孟鹏,字云抟。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署名“鸿都百炼生”。原籍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寄籍山阳（今淮安）。幼年时期,他跟随在河南为官的父亲到北方游历。虽然出身官僚家庭,但对其父辈读书求仕的人生模式并无兴趣,“放旷不守绳墨”。相反,倒是在算学、医药和水利等专业领域颇有心得。     

短暂而有意义的工作--记许宝蘅先生在文献馆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我的父亲许宝蘅先生（字季湘）曾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任副馆长。虽然只有短短7个月，却颇有意义。先父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载。     

回忆《华商报》和几位师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正在昆明。后来在《华商报》负责的刘思慕、萨空了、高天诸位老师,当时也都在昆明。他们都是我先认识,后来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老师的。我认识刘思慕老师是在桂林沦陷前夕。当时我随前华商报总编辑胡仲持逃亡到昭平,住在广西日报社。在我们路经平乐时,就同刘思慕老师住在一起。虽然是在逃亡途中,刘思慕老师和广西日报总编辑莫迺群仍编印号外,把战争情况及时地报道给读者。他     

父亲茅盾的书法

为纪念茅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茅盾故乡桐乡市政协文史委、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辑出版《茅盾墨迹》一书。本文是茅盾公子韦韬先生为该书写的序,本刊转载时用了现在的标题。谨向作者和《茅盾墨迹》编者表示真诚的谢意。——编者父亲茅盾,以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名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达十五年之久。他勤于著述,始终保持着使用毛笔书写的习惯。     

悼叶秋先生

案头放着厚厚的书稿,叶秋先生撰写的“序”摆在那里。看那熟悉的字体,读那熟悉的韵律,依稀中,我总觉得他在与我面谈。可是,就在昨天,我收到叶秋先生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告……除书信往来,我和叶秋老只见过3次。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颇深。我想,这其中除却晚辈对前辈学者的崇敬和追随,也与叶秋老独特的气质和个性不无关系。初识叶秋老,是1986年11月,在天津编辑业务培训班学习期间。当时,为我们进行专题讲学的,大都为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其中叶秋老和戴文葆先生都已年愈花甲了。记得当时正值叶秋老不适,学习班是派专人在京津两地间接送他的。     

相见恨晚——怀念范泉先生

范泉先生不幸于2000年1月在上海逝世。我和范泉相见恨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平反回沪后才见面。这时,他已年逾花甲,我也退居二线了。其实,我早就     

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研究：“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研究──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廖璠（华南师大图书馆信息管理系）余嘉锡先生，字秀豫，湖南常德人。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正月十三日（公元１８８４年），逝世于乙末年（１９５年），生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嘉锡八岁由其父亲教，面授《四书》章...     

古旧书业的来龙和去脉--"2005年(北京)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言谈录

古旧书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知识资源，也是我国古典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所关注的珍品。2005年9月10日上午，北京市中国书店在琉璃厂东街15号海王村组织了徐雁先生为《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周岩先生为《我与中国书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签名售书活动之后，在中国书店三楼会议室举办了“2005年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其中《中国旧书业百年》分为九个单元，共107万余字，问世以后被评价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型学术专著”。     

《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序

1986年有一天我在政协大会上遇到林林同志,他要我为《救亡日报》的纪念刊写一篇序。他说:“去年本已约定胡愈之同志写的,胡愈老也答应了,不幸愈老今年逝世了,除愈老外,你是最合适的了。”的确,当《救亡日报》于1939     

“作”与“做”的用法辨析

在现代汉语中，“作”与“做”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字。而且自“做”字在宋代作为“作”的俗字出现以来，两个字在书面语中的用法一直没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区分，使得这两个字混用、错用的现象一直非常普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７月修订第３版，下同）中在列举词条时已有意识地对这两个字的用法进行了统一和区分，但直到目前，无论是普通百姓、学生，还是作家诗人、编辑记者、文秘人员、语文教师乃至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对这两个字的书面用法仍没有统一的认识，混用和错用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且即使在许多汉语言文字大师笔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例如：以博闻强记、洞幽烛微而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和以殚精竭虑、律人律己都十分严格的李荣先生，在其文章著作中一般都使用“作”字（但也有极少数地方使用了“做”字）；而以细腻缜密、清通如水闻名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却多用“做”字（当然，在其作品中有少数地方也使用了“作”字）；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喜欢用“作”字的钱、李两先生笔下，还是在偏爱于用“做”字的吕先生笔下，竟然都可以找到在同一作品中的同样的语境下“做”和“作”混用的例子，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