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对柳宗元贬谪诗歌的影响

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对楚辞的贡献使得楚辞更加完美,影响更大,使得如屈原般的文人不自觉地接受楚辞的创作风格。柳宗元的贬谪诗歌创作受到楚辞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传承的关系。     

论魏晋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魏晋文人对楚辞的接受呈现出颇具时代特色的选择性。楚辞鲜明的艺术精神,如艳逸的才藻、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坎咏怀的抒情方式被继承发展,并由此开创了优秀的文人五言诗传统。但身逢乱世、玄学流行,魏晋文人对屈原人格精神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表现为对存君兴国思想的淡化,对露才扬己态度的强化。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欧阳修辞赋论析

欧阳修作为一位对古代朝鲜文人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作家,其辞赋受到了古代朝鲜文人的推崇与拟效。古代朝鲜文人模拟其《红鹦鹉赋》《病暑赋》《秋声赋》创作拟效次韵之作,不仅承袭其主题、结构、句式、语言等外在的东西,也学习欧赋的散文化笔法,以散文入赋,不拘韵律。同时,古代朝鲜文人在拟效次韵欧赋的过程中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有的在深度上还要高于欧赋,在形式上也不完全拘泥于欧赋,表现出了古代朝鲜辞赋偏好骚体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人论屈原与楚辞

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训解、音义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楚辞》文学特征和文学意义的探索上,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构成了该时期《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寻其大端,一方面是继承汉代《楚辞》评论,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有了新的发挥,如对《楚辞》文学特征、《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多有创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辛弃疾词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楚辞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源头,一直为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养料,而辛弃疾便是其中受益良多者之一。辛弃疾不仅继承了《楚辞》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有所创新和发展。其继承主要表现在对《楚辞》章句词等的摹仿运用上,创新则表现在辛词"以词论政"上。     

明清时期朝鲜汉籍的回传及其作用

明清时期大量朝鲜汉籍通过文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回流中国,这些朝鲜汉籍是朝鲜王朝与明清友好交流的实物见证。明清文人对传入诗文集的编选、著录、撰写序跋,不仅能体现出其对朝鲜汉文著述的关心,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时中朝文人间文学交流的盛况。传入中国的朝鲜汉籍,不仅被明清藏书家所保藏,更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     

柳宗元论屈原与楚辞

在唐代众多研究屈原与楚辞的文人学者之中,柳宗元是一位见解深刻、成就卓然的代表人物。本文拟对柳氏论屈原与楚辞的观点及著述作一番考察,这对唐代文学思想和唐楚辞研究史的认识和评价,将是有好处的。     

楚辞研究二千年

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对楚辞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一部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它具有永恒的生命。而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它已不仅属于中国人民,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因此,不仅二千多年来我国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研究它,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展,一些     

两汉《楚辞》训解佚说考

两汉文人研习《楚辞》,不但摹写了大量的拟骚之作,也对《楚辞》进行了训解注释。可惜的是,这些训解之作,除王逸《楚辞章句》今存于世,其它的均已散佚。本文打算对这些训解佚说作一些考察,这对汉《楚辞》学史的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一)两汉文人训解《楚辞》,据有关资料记载,有西汉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东汉贾逵,班固、马融、王逸等人。这些人皆一代鸿儒,其训解之作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关于王逸     

朝鲜文人对李白《东武吟》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对李白的乐府诗《东武吟》比较重视,他们以引用、拟效等方式接受了这首诗,还从风格、地位、意境、手法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批评。朝鲜文人认同李白诗表露的悲愤之情,但是却很少能学来李白的豪迈。朝鲜文人对李白《东武吟》的接受与批评是李白研究的丰富和补充,是中朝诗歌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论王士稹与楚辞

王士稹在其诗学中虽然没有系统研究过楚辞,但在赞扬楚辞作家、探讨楚辞源流、运用楚辞尺度、推崇楚辞价值等方面皆有高见。与此同时,他在其诗歌中不时地怀念楚辞作家、引用楚辞题目、融汇楚辞字句、品评楚辞题画以及模拟楚辞咏物,表现出对楚辞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接受,从而使其诗歌达到较高的水平。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楚辞》语言;二是学习《楚辞》结构;三是学习《楚辞》艺术手法。江淹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长于拟古,喜欢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     

洪兴祖《楚辞》解释的适度性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对《楚辞》进行解释时,就解释尺度而言,能做到既重视文本地位又践行＂疏可破注＂,既重视训诂又兼重义理,在己之私意与文本意义之间找到了动态平衡,相比于《楚辞章句》和《楚辞集注》,解释更为适中,不失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解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浅谈宋代文人群体对宋词的传播

词体由唐入宋,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文人歌舞宴席的过程。从此,这种新兴文体被纳入了文人的视野之中,文人成为了词的创作主力。另一方面,在词的传唱流传过程中,文人也是当仁不让的传播主体。因为无论是动态的歌妓传播,还是静态的文字流传,都与文人脱不了关系。在词的传播过程中,文人不仅以个体的姿态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表现出了整个“文人”群体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楚辞》研究：功夫在书外——以《楚辞》文献研究为例

本文主要以《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以例证的方式说明：《楚辞》研究要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必须注意《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注意非专业的《楚辞》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楚辞》研究才可能有所新的突破和成就。     

《楚辞》与《诗经》的承继关系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先秦诗歌的双璧,一为现实主义的源头,一是浪漫主义的滥觞。关于二者的承继关系,历来聚讼纷纭。产生于南方的《楚辞》是否真的受了北方中原地区《诗经》的影响,根据“知人论世”的原则,考察楚国及《楚辞》代表作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并涵咏文本可知,《楚辞》是受《诗经》的影响并承继了《诗经》的传统的。     

论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楚辞文学,在其载体内外和因缘空间,表现出多样态的文化交流、整合、吸纳、排拒与融合的动态过程。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集中表现为楚辞的文化焦虑、楚辞的宗教文化特性以及楚人精神结构中的故国意识与历史观念,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楚文化的蜕变和兴盛。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