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移民功能略析

上海是近代中国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之所以能形成,关键在于上海租界在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依据相关史料,考察租界的"孤岛"效应、"蓄水池"效应两个方面,可增进对租界及上海崛起历程的认识.     

记上海黄浦滩的殖民遗迹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万里长江的入海口.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成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中英租界的建立,年代之早,居于全国之首.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而黄浦滩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缩影.英租界东临黄浦江,它是向西逐渐扩充的.黄浦滩是黄浦江冲涨所造成的滩地,它是上海英租界的发源地.上海第一号租界契约——道契,就是鸦片贩颠地向清朝上海道领取的.规定"永远租赁",占田十     

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与现代社会

近代上海租界的法制是现代法制.这一法制引导、规范了上海租界现代社会,其中包括:现代议政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现代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施行、现代司法的诞生和运作、现代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等.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中有瑕疵,包括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等方面.形成这种瑕疵的原因主要是:上海租界当局有殖民意识、部分执法司法人员法律素质低、上海租界当局不深谙上海的社会实情等.上海租界现代法制的瑕疵对上海租界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之出现了病态.     

论上海租界对鲁迅的"堑壕"意义

上海租界为后期鲁迅提供了生活和战斗的相对理想空间,成为他进行"散兵战"的"堑壕".租界在革命话语中的不名誉性往往导致租界居住者本身要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在居住租界的"避难"意义与"革命"的"赴难"意义的抵触中,鲁迅完成了对"半租界"的选择,并因此减轻了原本可能遭受的严重迫害.由于鲁迅从不奢望身外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能给予自己任何掩护,鲁迅也从未准备接受带有实际政治色彩的掩护,因而,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一名隐藏于租界的"散兵".中共组织及其成员对租界中的鲁迅的保护能力其实有限,相反,后者却起到了保护前者的一定作用.但鲁迅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后的租界生存从未能摆脱人身安全方面的焦虑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交往方面的寂寞感.     

租界

租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侵略基地.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开始在中国建立侵略基地——“租界”.租界首先出现在上海,英国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租界的国家.1843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放,这年,英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他在县城内租屋,成立临时领事馆.当时在     

论师陀租界时期的创作

师陀的文化立场和创作空间介于乡村和都市之间.由于受到上海租界文化的影响,他由原来的田园书写转而走向了表达都市男女的欲望以及知识分子在租界中的困境,作品呈现出与北京时期不同的讽刺风格.这种转变和上海租界以及由租界所滋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甲午战后清政府抵制租界的活动——以苏州为例

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开辟苏州、沙市、重庆、杭州为通商口岸,同时在口岸中设立上海式的日本专管租界.随着清政府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围绕苏州开埠开展了一场以约开通商场抵制专管租界的活动.虽然这一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它毕竟迈出了清政府抵制租界艰难的第一步,为以后"自开商埠"的出台准备了条件.     

上海租界的始末

租界,人称“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上海的租界,前后延续了九十八年.现将它的来龙去脉概述如下: 英租界的开辟与扩展英帝国主义是在上海掠夺租界的急先锋.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订立《南京条约》.     

"西区"的开发与上海的摩登时代

法租界西区是上海租界最晚形成的一个区域,它的大规模开发,始于1914年《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颁布以后.当时,上海恰好开始步入所谓的"摩登时代".上海迈向摩登和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上海工商业大发展、社会财富骤增和再分配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一个新的上流社会和一个比上流社会远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形成、壮大,他们催生并主导了上海新的消费革命,表现在住宅方面,就是大批的豪华公寓和花园洋房的次第兴建.西区的定位和开发,契合了新富裕阶层的住宅消费需求和住宅消费浪潮,从而成为中外富人聚居的国际化社区,真正意义上的"富人的天堂".作为摩登时代的建筑遗存,西区的花园洋房群落如今已成为中国仅有、世界罕见的建筑风景.     

颓废的上海租界与现代文学的颓废叙事

租界时代上海的颓废意识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西方颓废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租界语境密不可分.西方的颓废思潮传播到租界化的上海后,受到租界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的改造,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名士风流以及租界的疯狂享乐观念相结合,另一方面,讲求文艺功利效应的文艺家又试图以人文主义和民族大义的观念来重新划定颓废的意义边界,由此,生发出多种颓废文本样态,造成了二三十年代文学的颓废风格.     

上海租界地与晚清小说的繁荣

晚清上海租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学者们论述的较多,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上海租界对小说的影响,人们探讨的还不够深入。晚清小说的繁荣以上海为中心,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租界的存在。其中的报载小说的迅速发展又促成了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     

试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领水主权的限制

在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领水主权构成了严格限制,表现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三个方面。经济方面主要是指沿岸贸易权与内河航行权的攫夺;政治方面则表现为租借条约、租界条约、不割让协定等对领水主权的限制;军事方面,列强租借水域布置军事设施和外国军舰自由航行中国领水,大沽至山海关不设防规定是领水主权限制的重要表现。总之,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意味着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     

民国时期上海成为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社会动因

民国时期,西医东渐日盛,各种传播主体利用报刊等现代传媒把西医知识、卫生观念和医疗制度传入中国。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全国性西医传播中心。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良好的文化区位优势、租界先进卫生管理经验的启迪、南京政府卫生政策的调控导引、学校社团和知识精英的努力都直接影响西医的传播生态、传播模式、受众规模以及传播效果。     

香港的沉沦与回归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岛、南九龙,强租了“新界”。新中国成立前的百余年中,中国人民多次试图收复香港,均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做了不懈的努力。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最终解决香港问题打开了突破口．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发表结束了香港百余年的耻辱史,具有伟大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上海城市政治身份的叙述

文章讨论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新上海被斩断了与旧中国口岸城市的关系，却被留存了其形象谱系中的工业化逻辑，并强化、扩张为整个国家的意义。对于上海的理解，一是血统论，即突出上海的社会主义左翼特性；二是断裂论，即对上海资本主义终结式的理解，以使上海的工业化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只有这样，上海才具备了推广意义上的新中国国家特征。     

租界文化作为京派的“他者”——从京海派论争来看

学界一般是从京派和海派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解说京海派论争,其实,租界文化现象才是论争的原发点和问题的核心.租界的文化风气和文化规则,构成了京派文化的"他者",一定程度上规约了京派的文学理念和京派文化身份的重构,京派的文化品格在与租界文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得以展开,京派对海派恶劣品性的批判,从反面确证了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卫礼贤与青岛礼贤书院

卫礼贤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1899年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中国青岛,自取中国名卫礼贤。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了25年,在青岛度过他旅华生活的重要时期。他创办了青岛礼贤书院,成为清末民初胶州湾地区新式学堂的样板。卫礼贤积极研习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倡导扭转从中原看边疆的思维取向,主张从边疆发现历史,并对游牧社会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极不稳定,其大起大落的关键原因在于牲畜繁衍与粮食作物生产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生产机制的差异导致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类型不同的时空观念乃至法律结构.作者还从空间入手开展思考,对中国历史疆域法律地位加以探讨,强调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阐明疆域的法律特性和法律地位.疆域法律地位的研究不同于边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准论”和“结果论”两种观点,只要厘清各自的操作概念和分歧点,就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也谈表顺承关联的时间副词"却"的形成

考察＂却＂的语法化过程发现：＂却＂在本义＂后退＂的基础上,受到语言的主观性的影响,通过隐喻由过程认知域映射到时间认知域;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却＂逐渐具有了时间副词的用法。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