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

文章选取2009—2015年中国的30个省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同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地区制度环境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均值为0.392,低于调整前的效率均值0.649,主要受制于低水平的规模效率。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存在空间相关性,受到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中,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发育有利于提高本地区及相邻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要素市场发育未能推动本地区及相邻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本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存在正向的直接影响,但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高技术产业不同资本类型企业创新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DEA模型

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别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多为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不同资本类型企业的效率如何,值得深入探讨.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量,并剔除了政府资助、行业人员素质、行业研发氛围、行业硬件基础和平均企业规模等环境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基本无差异,导致二者创新效率差距的主要是规模效率,且国有企业的规模效率持续保持低水平.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分析

能源短缺、利用率低、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29个省市2009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分析。文章将技术效率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利用其数值来分析能源效率,同时,加入环境变量来分析完善上述计算结果。结果表明,在剔除外部因素和环境变量以前规模效率被高估,纯技术效率被低估。大部分省在第三阶段计算出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这说明很多企业规模较小不能体现出规模经济性。从区域上来看则是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针对这一结果,本文给出几点建议：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开发新技术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创新效率的结构特征及其收敛性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分析

将SBM模型与三阶段DEA模型相结合,利用修正的三阶段DEA模型,实证评估了2001-2008年30个OECD国家和中国的创新效率,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冲击对效率测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各国环境外生变量和随机冲击对创新SBM效率有显著影响。从结构特征的聚类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属于"均衡—中度创新—高潜能型"国家,美国属于"全面均衡—高度创新型"国家。从收敛性分析结果来看,调整后各国的创新SBM效率的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环境保护投资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率研究

在国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指引下,环境保护投资作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为有效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建立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以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6年的环境保护投资效率进行研究,通过SFA回归分析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变量的影响,测算的效率值真实可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740,效率偏低,有较大提升空间;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环境保护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除位于效率前沿的省份外,多数省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仅6个省份规模收益递增;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类来看,多数省份处于“低高型”象限,即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     

基于DEA的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评价

自主创新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也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人力资本、技术和资金比较缺乏,提高创新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的BCC模型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内的17个行业的自主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得出了各行业自主创新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通过投影分析,提出了非有效单元如何进行有效性调整的有关建议。     

中国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测度研究

选取13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其2007—2016年的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仍存在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规模、能源消耗水平及技术进步对绿色增长效率存在影响。据此提出在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考虑地区差异,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减少环境污染,以政策辅助提高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区域高技术产业R&D活动效率分析与评价——基于一种新型改进两阶段网络DEA模型

在评价现有的RD阶段效率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资料分析和实际调研,改进两阶段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据此构建出一种新型的网络DEA模型。结合统计数据对我国28个省级区域的RD活动进行测算,得到不同区域的RD活动的整体效率、技术研发阶段效率、技术消化吸收阶段效率以及通过比较获得的区域效率协调度。针对不同区域的效率进行归类和比较,结合实际为优化我国区域创新、增强区域内外协调活动提出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R&D效率分析

利用我国“十五”期间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的统计数据,运用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五个高技术产业的R＆D效率进行分析,获得了我国“十五”期间高技术产业R＆D效率的基本情况.结果表明,“十五”期间,我国某些高技术产业一直表现为R＆D的高效率,而有些高技术产业则效率较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valuating R&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activit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veloping high-tech industries.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has made sustained investments in its domestic high-tech industries, with the goal of increasing their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is investment on relative R&D efficiency across China's high-tech sector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was used to generate quantitative indices for sector comparisons.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overall R&D investment efficiency did not increase from 1998 to 2009, despite R&D expenditure increasing by 2188%. Over the same period, most sectors suffered from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DRS), presumably also reflecting the inefficient R&D investment. Most of the sectors showed significant fluctuation on R&D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is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problem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may be from the inefficiency of its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refore represents a critical parameter for policy makers and managers.     

中国专利政策的演进研究

以1984——2019年国家层面上发布的298项专利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我国专利政策的历史演进、发文府际关系、不同阶段的政策结构特征、总体演进逻辑和趋势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专利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84年我国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历经了改革开放内需驱动下的初步确立阶段、迫于国际压力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阶段和由专利大国迈向专利强国的全面治理阶段。整个演进过程也反映了专利技术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变化过程、不同阶段专利事业发展重心的变化以及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的特点和规律。在总体演进过程中专利政策的体系结构不断扩张,体现出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管理体系、产业经济体系不断融合的特征,同时其自身功能定位从传统的权利保护鼓励创造向激励创新、促进产业化应用和经济体制变革等综合功能转变。     

区域知识基础理论及其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启示

新冠疫情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区域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国内传统区域创新理论对知识创造与传播的空间规律认识不足,亟需新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工具。文章引入了近年来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的区域知识基础理论,其强调区域知识差异化和动态演化的视角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首先梳理了区域知识基础的概念内涵,其次从多维特征、演化动力、演化路径三个方面构建理论框架分析了一个地区知识演变的一般规律,剖析了区域知识的规模、结构、质量特征,提出了技术关联和区域制度是影响区域知识演化的主要动力,区域知识基础在二者驱动下表现出“路径依赖——路径锁定——路径突破”的复杂过程,最后探讨了如何运用区域知识基础理论指导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订。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高新技术产业成长

本文首先建立了面板(panel data)形式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影响下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结论表明:自主研发支出在长期和短期内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引进支出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时滞正逐步缩短,其对高新技术企业产出的促进效果逐渐显现。然后,本文又进一步按照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大型和中型高新技术企业三种情况,分别建立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冲击下的动态变化路径。从波动的程度来看,中型高新技术企业受到冲击后波动程度最大,其次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而整个高新技术产业波动程度较小。     

智能化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实证检验了智能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Malmquist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期内年均增长8.2%,且技术进步贡献了主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实证结果表明：智能化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智能化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增长的方式实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智能化对制造业技术效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智能化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更大,但对东部地区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制造业再兴战略。中国也出台了旨在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受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面临较严峻的形势：低端产业的优势在快速削弱，高端产业的优势却尚未建立。中国依靠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获得较低的利润份额，但伴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中国高技术产业可能面临着“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国别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以及逆全球化在部分发达国家的蔓延，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新一轮大规模重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局面正在改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有差异，本文将其归纳为嵌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家价值链和主导区域价值链三种。中国不同高技术产业由于其产业特征和竞争力的差异，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重构的路径也不一样。本研究基于VRCA增加值指数，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路径选择的指标体系并为中国高技术产业设计合适的重构路径，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趋向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国家价值链，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趋向于自主创新的同时主导创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目标。     

创业生态系统40年：主体 - 环境要素演进视角

创业生态系统构建优化是当前我国创业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论题。创业政策对创业生态系统优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是认识创业生态系统的有益角度。构建基于政策视角的“主体-环境”中国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演进理论分析框架,以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层面的4391篇创业政策为数据来源,采用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本文内容分析方法,从创业主体要素、创业外部环境要素两个方面研究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和演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主体经历了率性主体、精英主体、弱势主体向大众主体的演进;系统环境首位要素由创业宣传、社会创业培训向有形基础设施演进;系统外部环境要素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显现。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北大核心CSCDCSSCI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行稳致远发展的新动能。将数字经济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析框架,从广度和高度双重维度刻画GVC升级特征,阐述数字经济影响GVC升级的理论机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总体影响、行业异质性影响及技术与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GVC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配,通过发挥网络连接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值创造效应影响一国及其特定部门的GVC广度与高度;(2)在样本考察期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业GVC广度和高度均有促进作用;分样本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出和总样本相同的影响特征,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的GVC升级效果不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升级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单门槛效应。因此,掌控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数字化改造仍是当下之急需。本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并为制定制造业GVC升级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高铁破坏性创新路径探析

中国高铁创新模式的探索可以更好地进行行业预测和展望。本文采用案例和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在梳理历史上成功的破坏性创新技术的基础上,总结出破坏性创新的技术特征和技术流变轨迹。通过回顾中国高铁的创新背景和过程、分析高铁的技术特征,发现我国高铁技术符合破坏性创新的特点。对中国高铁破坏性创新的路径进行了阐释,研究发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研发支持是中国高铁发生破坏性创新不容忽视的原因。破坏性创新不是必然地由小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完成,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大企业也可能完成破坏性创新。     

服务进口复杂度与我国制造业效率提升

本文采用最新测度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并据此实证研究其对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从总体层面来看,提高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效率水平提升;(2)从服务贸易分部门来看,新兴服务贸易领域进口技术复杂度变化对我国制造业效率水平的影响,要强于传统服务贸易领域进口技术复杂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3)从制造业分部门来看,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效率水平的影响,要甚于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提升制造业效率水平,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不能脱离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格局和全球分工体系。因此,进一步利用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努力提升我国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