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歧视、金融错配与技术创新

金融发展中的歧视和错配问题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亟待破除的藩篱。本文将金融歧视、金融错配与技术创新及其影响因素纳入计量模型，利用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金融歧视和金融错配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歧视强化了金融错配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依次增强。金融错配是金融歧视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路径，随着金融歧视跨越一定的临界值，金融错配对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为深化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渐进性抑或颠覆性：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因地理区位和集聚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特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后发现,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缓解资本要素扭曲和劳动力要素扭曲两种途径间接促进技术创新,且在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资本要素扭曲缓解,而在对渐进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劳动力要素扭曲缓解是主要路径。在空间特征方面,由于金融集聚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对颠覆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只在本地区体现,并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地区技术创新。在非线性特征方面,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产权结构门槛的约束下,金融集聚发展的驱动功效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但只有在适度的政府引导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金融集聚才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整体升级”、“高效化”和“高级化”三个维度的结构指数表征产业结构升级,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在其中的重要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素市场扭曲则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并负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且上述结论存在要素类型与地区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科学规划绿色技术创新与要素市场化改革方向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参考建议。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研究

本文在Matsuyama与 G-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错配等变量,系统考察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予以模型刻画,进而提出核心命题。利用2003—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在测算金融错配指数的基础上,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双重视角对上述核心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尤其是对企业“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揭示,金融错配会通过政策扭曲和金融摩擦这两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本文研究意义在于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金融错配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同时从双视角进一步剖析金融错配的影响渠道,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组合效率法测度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金融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无论从创新投入角度,还是创新绩效角度都主要表现为“拉动效应”;金融投资和实体经营的利润率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当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时,企业金融化才会对创新投入表现出“挤出效应”;并且,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方面均高于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拉动效应”也高于国有企业。     

开放式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对金融科技企业两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迭代分类法筛选出上海639家金融科技企业2008—2016年1 307个样本，并对样本进行金融属性更强和科技属性更强的分类。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价值链理论，通过面板负二项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以及面板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开放式商业模式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技术研发阶段，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是资源型商业模式，企业的本科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对于企业的创造活动均有积极影响；在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是网络型商业模式，企业内外部人力、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有重要影响;在创新两个阶段中，两类金融科技企业的开放式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中国城市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机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利用数字金融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本文在阐述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理论的基础上,运用2012—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方向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在整体上改善了碳排放绩效,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②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升了碳排放效率。总体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这3种效应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在碳排放效率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发展数字金融,促进金融服务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支撑。     

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效率——金融市场化的作用

本文运用空间动态系统广义矩的估计技术,基于1998至2008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改进,而金融市场化则妨碍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而弱了金融市场化对技术创新效率改进的消极作用,但作用程度并不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技术创新效率除了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外,而且其空间效应强度会随着区域因素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其中经济因素是技术创新效率空间聚集的主因。本文为理解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研发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创新现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研究研发要素区际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意义重大。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1—2016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改进引力模型分别测算各地区创新效率和研发要素流动量,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不同研发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创新效率整体在不断提升,但区域差距较大,创新效率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R&D人员流入会直接促进本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其流出会减弱区域创新效率,R&D人员流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提高周边地区创新效率效果显著;R&D资本流入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其流出会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方面综合削弱区域创新效率。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强化数字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坚持创新赋能业态变革,助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为此,立足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8年面板统计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等方法,实证考察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及其分解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能正向激励区域创新,但激励效果存有差异,其中使用深度最为显著,其次是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异质性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具有一定的创新主体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空间特征方面,某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不仅直接激励本土创新,而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能够间接激励其他区域创新,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的贡献率十分有限;在非线性特征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劳动者素质、政府支持和产业升级单一门槛的约束下,表现边际递增的态势,而在对外开放单一门槛的约束下,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传导路径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条路径间接激励区域创新,其中内部因素是主要的传导路径,研发强度在内部因素中起主要作用,而在外部因素中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任务更加艰巨。基于该背景下,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调整质量的双重视角下检验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并阐述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绩效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创新绩效不仅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创新绩效影响对不同区域存在异质性。进一步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创新绩效提升前期存在具有累积效果“S”型特征,只有产业结构存量达到存量跨过门槛值,才能有效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效率与区域创新

文章利用1999—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并将政府效率因素纳入框架,以深入探讨财政分权的创新驱动绩效。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分权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地,地方财政资源支持创新的有效程度离不开政府运作效率的影响,将政府运作效率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发挥财政分权促进地区创新的一大条件。特别的,调整地方财政力量支持导向,是促成地区有竞争力创新驱动的重要路径。此外,建构一个适配创新产出转化成为切实经济、社会福利的基础条件,是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有效运行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助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从创新价值链视角进行框架切入,基于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2014-2018年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展开实证测度。结果表明：（1）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在2014年到2018年呈现出稳定增长的局面,年均增长9.7%,2016年后技术效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到了规模效率变动的影响。（2）我国东部地区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更趋近于最优化前沿面,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省际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间的技术变化指数差异较大,各省份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呈现相近趋势。（3）各省际区域对不同资源投入的敏感性程度不同,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创新投入资源冗余或分配管理不善等问题。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交互创新溢出研究

以“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共生视角,采用面板回归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资本流动的交互创新溢出影响,结果发现：FDI对区域创新具有动态抑制性影响,而OFDI的创新溢出呈现出“U”型三重门槛特征,较高强度的OFDI才能促进区域创新提升;“引进来”与“走出去”存在显著的交互创新溢出,高强度的OFDI有助于扭转FDI创新溢出瓶颈,而适度的FDI 有利于撬动OFDI创新溢出最大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交互创新溢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高强度的OFDI有利于扭转东部地区FDI创新溢出瓶颈,但并未改变其他地区FDI的创新抑制影响;东部地区FDI能够正向调节OFDI创新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过高强度的FDI会弱化甚至抑制OFDI创新溢出。因而要分层次科学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系统激励资本流动的创新溢出红利。     

技术异质下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及损失来源分析

   绿色创新是缓解当前资源环境压力,实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区域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投入共享关联特征,构建共同前沿-共享投入关联型两阶段DEA模型以测算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及整体效率。运用“技术落差比率”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对创新无效率值进行分解以挖掘效率损失根源,定位各地区企业效率提升的关键环节与重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共同前沿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和整体效率均值分别为0.774、0.831和0.647,共同前沿下各效率值均未超过群组前沿下效率值;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地区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并未有明显改善,呈稳中略降趋势。②三大地区间企业绿色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技术落差比率差异均显著,绿色研发阶段东-中地区企业间技术差距徘徊于0.2左右,而成果转化阶段东-西地区企业间技术差距最为明显,并呈不断扩大趋势。③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损失主要源自区域内企业自身管理不当,而中西部地区企业则因技术差距无效和管理无效均造成效率损失,且由区域技术落后引起的效率损失占比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