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

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国民的信仰建构,早在东京进行思想启蒙时,“信”就成为鲁迅想望他的“英哲”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鲁迅在研判宗教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标尺,鲁迅对国民信仰建构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路：首先,鲁迅特别强调了个人信仰的自由性质;其次,鲁迅认为国民信仰建构的关键在于诚实;再次,鲁迅特别强调了信仰践履中的认真态度,鲁迅还塑造了一些真正的信仰者形象,以他们元可避免的大痛楚、大悲苦与大孤独,显示了中国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要意义与艰难程度,鲁迅的这些思想,既与时代的精神步调一致,又具有同时期批评家们不可比拟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对鲁迅的误读与妄评

对鲁迅的妄评由来已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鲁迅的误读。这一状况在当前鲁迅评论与研究中仍表现得很突出。冯骥才将“国民性”与“国民劣根性”等同,而以阿0为“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作出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的结论,把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说成是一种“西方的霸权话语”,就是对“国民性”的严重的误读。思想家与一般读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被误读、误解是会有的,作为评论应尽量避免误读。评论需调整心态,才能走近或走进鲁迅。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论作为“一二·一青年”的王景山

作为身历“一二·一运动”的民主革命青年,王景山在20世纪40年代激荡的时代浪潮中遇合了鲁迅及其文学。这种独特的遇合方式形塑了他对鲁迅别样的理解,也在20世纪80年代生发出他对“爱国主义鲁迅”的系列论述。这些论述以国民革命时期投身实际斗争的鲁迅形象为轴心,突出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联动性,也试图用“民”这一媒介性的概念调和鲁迅早期“人国”思想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景山则日益疏离专业性的鲁迅研究,而以“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为职志。但无论是倚重鲁迅资源参与的思想论战还是以广大青少年为目标的鲁迅普及教育,都浮现着早年民主革命经验悠远而绵长的影响。     

“铁屋子”意象与其包含的文化形象——评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对“独异个人”和“庸众”的诠释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首次提到“铁屋子”,意在展现20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各阶层国民的处境与命运.“铁屋子”里生活着“大多数昏睡者”与“少数觉醒者”,其形象含义非常深刻,引起无数学者的探究和诠释.李欧梵先生在《铁屋中的呐喊》—书中,通过对“庸众”与“独异个人”两个文化形象的独特分析,加深了“铁屋子”文化形象的深刻性与延展性,给我们观照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反复与挣扎、希望与浮沉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

在19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提出的“革命人”这一概念颇具特色。实际上,这一概念援引自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日文版。本文拟在鲁迅1927年论述的革命文学中探寻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对其产生的影响。鲁迅遵循托洛茨基的理论,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主张文学对革命并无什么影响。在该时期,《革命文学》《在钟楼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艺和革命》等文中还多次提及苏联的“同路人”作家。“同路人”这个概念也是托洛茨基首次提出的。鲁迅当时把自己也看成是个“同路人”。由此可见,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鲁迅确曾受到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该时期他的文艺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略评邵荃麟等论述《阿Q正传》主题和思想意义的贡献

四十年代桂林文化城的一些鲁迅研究专家对《阿Ｑ正传》的主题作了相当深刻的探讨。邵荃麟的“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观点与欧阳凡海的“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的种子”的看法具有互补性。认为特别是当时邵荃麟关于《阿Ｑ正传》思想意义的论述更具有空前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至今仍能给人巨大的启迪。     

从《明天》和《祝福》中“寡妇”形象的塑造看鲁迅独特的创作心态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是鲁迅在《明天》和《祝福》中塑造的两个寡妇形象，但是对这两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鲁迅一改批判愚弱国民“劣根性”的锋芒，而对她们倾注了“哀其不幸”的同情与怜悯。本试图结合鲁迅的“节烈观”，分析其笔下塑造的寡妇形象，并联系鲁迅本人的身世，探析“寡母抚孤”与鲁迅创作这一题材的心理关系，认为“寡母抚孤”这一中国传统化心理销毁了鲁迅的批判锋芒。     

鲁迅传记“去神化”写作范式的发轫之作——论香港学者曹聚仁的《鲁迅评传》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初版于1956年,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的而非“神”的鲁迅形象,摆脱了同时期大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神化”倾向,曹聚仁自然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人间鲁迅”写作范式的寂寞先驱和最早开拓者,《鲁迅评传》成为鲁迅传记“去神化”写作范式的发轫之作,其贡献不容抹煞。     

试谈《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

鲁迅在三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有不少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正确理解这些诗的主题思想,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经常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过高度的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指出的“两种革命深入”,就是“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鲁迅则是始终参加、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并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因     

谈鲁迅小说创作中对女性生存环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小说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人间地狱,她们生活的年代是黑暗的封建社会。鲁迅曾将这一历史时期国民的生存环境形象地比喻为“铁屋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社会的铁屋中,不同阶层的国民被严格地固定在不同的生存空间,他曾引用《左传·昭公七年》中的说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低的一等是“台”。鲁迅接着问道:“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可见,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等下之人。鲁迅为女性深感不平:“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     

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女国民”观念提出于20世纪初,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国民之母”的延伸,反映了人们国家意识和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民国成立后,人们的“国民”意识进一步加强。五四时期,全民性的思想启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作为“国民”,也是具有个体尊严与独立人格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形象出现了整合趋势,“新女性”成为流行更为广泛的语汇。由于在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中华民国始终未能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国家,因此民众的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尤其是女国民观念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国民信仰建构中的鲁迅与尼采

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其个体生命的践履上体现出鲜明的尼采式精神气质,同时,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也向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精彩的艺术形象来诠释和表达尼采式的文化观念,来塑造尼采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人格.鲁迅对“狂人”在信仰上的执着性和专注性的性格刻画,点点滴滴都针对着中国国民信仰的缺失与弱点,不仅体现出了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殷切期盼,而且也体现出了其对国民信仰问题的深度思考.     

鲁迅年谱(续前)

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到一九二九年底,是鲁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四·一二”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鲁迅目睹革命的失败,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过去信仰的进化论总想完全被“轰毁”,世界观开始剧烈转变。他虽然一时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但由于他深深挚爱人民,渴求光明;由于他早就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始终没有离开过革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由于他     

《铸剑》凝结血的战斗铁的人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

短篇小说《铸剑》创作于20代中后期,取材于中国古代“三王冢”的历史传说故事.鲁迅严肃地考察中国历史与现实,他从这个充满血腥的历史传奇中发现了一种斗争精神,这种充满勇敢决绝的牺牲色彩的斗争精神与鲁迅自青年时代起就努力倡导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十分吻合,《铸剑》疑聚了鲁迅时期深刻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精神和实质的精确把握,其中黑色人——宴之敖者这一形象是鲁迅的伟大创造,他是鲁迅所理解的战士、革命者形象.又是鲁迅自我意象的象征,这篇作品包含着鲁迅对革命斗争经验与革命者命运的深刻、独特的理解,通过学习鉴赏,谨撰此文纪念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申报·自由谈》关系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自由谈》副刊在黎烈文的变革下成为中国杂文创作的大本营,它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自由谈》时期的杂文创作内容包含了“统治”、“文人”、“革命”、“希望”等主题,而且表现了“创作观念的成熟、创作手法的突破、战斗色彩的强化”等艺术特征。他们的相互影响也带来深远的启示。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申报·自由谈》关系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自由谈》副刊在黎烈文的变革下成为中国杂文创作的大本营,它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自由谈》时期的杂文创作内容包含了“统治”、“文人”、“革命”、“希望”等主题,而且表现了“创作观念的成熟、创作手法的突破、战斗色彩的强化”等艺术特征。他们的相互影响也带来深远的启示。     

愚弱国民与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一）

1921年，继《故乡》后，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把对《新青年》的“政治”与“中国的人生”的“路”的思考，转向了对“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描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它联系着鲁迅改造“愚弱”国民精神最缺乏“诚”的价值取向，也与鲁迅对民国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密切相关，隐含地呼应着《新青年》的“政治”。     

试谈《呐喊》《仿徨》的次要人物形象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五四”前后创作的两个小说集《呐喊》《仿徨》,是中国现代文史上的不朽丰碑.它们集中地反映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被人们誉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呐喊》《仿徨》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众多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里的吃人者和被吃着形象来表达的.而它们的光辉成就之一,在于所塑造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是典型”.鲁迅凭借丰富的生活体验、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艺术概括,创造出了众多的典型形象.     

“愚弱”国民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