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文学表征

汉魏之际,知识阶层处于"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心理焦虑对此期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士大夫"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身份,自西汉武帝以来主要由儒生、儒生出身的官僚以及文吏所承当,东汉后期形成了诸多官僚家族与经学世家二者合一的高门显族。"文人"身份主要由所谓"辞赋之士"、"文章之士"承担,西汉时期主要被帝王宗室所豢养,东汉中期以后这一身份蔓延开来,社会中多有在经学之外还致力于辞赋、歌诗等文章写作以及绘画、书法、音乐创作者,张衡、班固、傅毅、蔡邕是其代表。作为"文人",他们放不下"士大夫"建功立业、做帝王师的恒久志向;作为"士大夫",他们又时时陶醉于雕章琢句、抒情言志的愉悦之中。因此,"士大夫"的"通经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与"文人"抒写个人情趣的"美丽之文"成为两种对立的选择,他们的诗文也就成了这一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     

柳宗元永州八记对朝鲜李廷龟山水游记的影响

本文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韩国朝鲜时期汉文四大家之首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做了简要分析,从清新幽丽的表达技巧这一角度进一步考察了永州八记的文学价值。在韩国朝鲜时期官僚文人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下,柳宗元在山水文学创作的文学价值,再加上同是官僚文人的身份认同感,此时期的官僚文人将柳宗元视为效仿的对象,他的集大成作品永州八记成为模拟的典范。本文通过进一步考察此时期朝鲜官僚文人代表李廷龟的文学作品,并与柳宗元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山水创作文章表达技巧的层次上确实曾效仿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这一文学事实,并通过李廷龟具体的山水游记作品加以佐证。通过这一现象,说明朝鲜时期的官僚文人在山水游记创作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收容,也体现了其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学态度。     

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政治因素

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发展至明代出现高潮,它的兴起、繁盛和衰落与多种因素有关联,其中政治因素,影响既深且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时局总是牵动着文人结社的发展进程,高层官僚雅好宴饮赋诗甚或直接参与社事,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结社之风,激烈的党派之争促使文人结社变得更加炽盛,在总数、规模、管理、性质等方面都在向更高水平发展。     

由南入北文人的群体意识

由南朝入仕北朝的文人是一类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没有结成文学集团,也没有形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相同的内质:乡关之思、忠臣之叹、身世遭际之悲;他们相互又有较密切的交游,形成了一种立体的群体意识网络。     

宋代台州地域文学创作研究

台州籍文人左纬和陈克在宋徽宗朝享有全国性声誉,标志着台州地域文学的真正兴起。南宋初南渡士大夫和官僚们多寄居此地,带动了当地文学创作。台州文人的成长既得益于外来文人的带动,更受益于与周边地区(特别是温州)的文化交流。淳熙以后,台州本土成长起来的文人群体已经出现,并成永嘉文派后期的传承主体。台州地域文学处于理学与文学交融的最前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荒城处处伤离黍，旧燕飞飞觅画梁——论朱中楣诗词中的“家国之思”

明末清初女性文人朱中楣因其身世的坎坷跌宕,不凡的性情与识见,卓然特立于一般女性文人之中。朱中楣作为明代宗室,亲眼看到明代的灭亡,经历了变代异姓的历史沧桑。因这特殊的境遇,“家国之思”俨然成为她诗词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情感表达哀大思深,颇具感染力。     

文会

文会是地方文人、士绅自发成立的一种较松散的读书、聚会和学术交流团体,以“言规行矩,讲学明道,砥砺名节,宣布教化”为基本宗旨。参加者多为致仕或休假在乡的官僚、举人、秀才以及尚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等。     

论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传播范式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是文人诗传播范式形成时期。该传播范式包括六个方面：外廷官僚文人的文人诗传播主体范式;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遍及各阶层的文人诗传播对象范式;口头吟唱、写本传播为主兼及其他传播媒介的传播手段范式;载道诗歌到娱乐诗歌振幅区间式的传播内容范式;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共存的传播方式范式;相对宽松和优良的传播环境范式。     

文会

文会是地方文人、士绅自发成立的一种较松散的读书、聚会和学术交流团体，以“言规行矩，讲学明道，砥砺名节，宣布教化”为基本宗旨。参加者多为致仕或休假在乡的官僚、举人、秀才以及尚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等。     

论离愁的传统文化生态内涵及当代接受

离愁是由古代文人的征戍、宦游和流放而引起的,有其生成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底蕴,正是蕴寓在独特而丰厚的文化生态下,离愁才包容衍生了乡关之思、功名之憾、民生之忧三大美学内涵和精神特质。这是一个多层互指的审美情感体系。在当代的接受美学视野下具有文学思想艺术张力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郁达夫从政留墨宝

1936年2月,郁达夫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员。首次从政,他不懂得什么官规,对办公制度亦不似一般科秘主管那么拘谨。他与同事相处,既无官僚架子,又无酸文人妄自尊大之陋习。他为人爽直坦率,且不分     

论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文人群落的特征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具有不同的特征。书坊主、中层文人、下层文人、高级官僚等形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销售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销售者以坐贾和行商为主。     

月引愁思情难言——《记承天寺夜游》中作者思想感情探微

“月”，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他们见月生情，勾引愁思，或思人，或思乡，或思目，千般感慨。万般幽情。留下多少优美动人的诗篇：因此，“月”已成为文人才子抒写愁思的触媒：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乡之情因月而起；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思念亲人之情因月而起；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思围之情也冈月而起。     

论唐代入蜀文人与巴蜀佛寺之关系——以唐代梓州慧义寺相关诗文为例

唐代梓州是佛教传播较为繁荣的地区,佛寺林立,慧义寺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所。唐代入蜀文人与之多有关联。王勃、杨炯、杜甫、李商隐都在此活跃,交游饮宴,或为碑文,或为诗歌,慧义寺的历史与环境成为文人抒写的题材内容。文人的佛寺碑文既反映出文人与佛教之间的勾连,也体现出他们特定时期的精神面貌和心志追求。以此,研究唐代文人的佛寺碑文,探讨他们与佛寺的关系,既可寻绎佛教发展传播之线索,也可从中观照文人精神风貌演变之脉络。     

白居易词管窥

白居易的词（以下简称＂白词＂）内容概述——描写南方的佳山丽水,表现作者离别江南后对其魂牵梦绕的深情;描写少女、思妇的思盼与怨望,抒写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除此之外,另有抒发沧桑之感和不得意的情怀等。白词在词史上的过渡性特征——部分词作已经具备了后世文人词的某些典型特色：＂南方化＂倾向、多写儿女之情、柔美的风格、典型文人气息,同时残留着民间词的若干痕迹,带有明显的民歌风味和乡土气息。     

从杜甫看古代文人的仕途经济

文人入仕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殊产物,对中国古代文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写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轨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生就典型地勾画了中国古代文人入仕的基本行迹。     

柔性的悲鸣：京派散文的城乡情愿

在沈从文、李广田、萧乾、何其芳、师陀等京派文人的很多散文中,有着很浓的乡情悲剧意识。这种乡情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思＂,而是一种交织着多种情感的矛盾和痛苦的＂思＂,有着在＂城＂＂乡＂两个精神驿站之间选择的一种两可两难、两可两不可、无所依着的悲剧情怀和民族化的悲剧性。京派文人遇到了血缘祖籍认同与都市本地认同的双重尴尬。     

黄庭坚题跋美学思想浅涉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不仅喜欢写诗作词,而且喜作短小文章,对于凝聚文人功夫和思致的精短之文甚为擅长,其题跋中丰富的美学思想亟待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试论明代文人传奇对性爱的形上之思

明代文人传奇对男女性爱的形上之思与其时代精神状况相适应，认为性爱的终极依据在于天理，男女的性爱婚姻是由天缘促导而成，它不表现为人的生存偶然性，而是天理展演的必然性结果，因而明代文人传奇世界把自然之天实体化为神灵之天，与天理的人世化身——帝王共同维护人世性爱因缘的规范性秩序。     

道德“无思”的质询

道德无思表面上是一种对道德的漠视,深层次上则是一种责任的缺失。道德无思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现象,道德无思有其广泛的社会根源,如电子媒介对道德思考的钝化、官僚体系对道德思考的束缚、迷信权威对道德思考的蒙蔽等。道德教育不能无思,可以通过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道德反思能力,培养学生的媒介意识,树立正确的示范榜样等方面来抵御道德无思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