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始末考》补证

科举考试是封建文人出处之大节,李商隐研究专著论文甚多,成果斐然。然而其参加科举考试之始末的情况却含混不清。笔者曾专门考证探讨这一问题,并撰写《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始末考》,在《文献》1998年第2期上发表。但文中没有较系统地交待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对一些论据未能深入展开论析,不能给人以清晰的印象。近日重读李商隐诗文,又发现一些极其重     

白敏中神道碑与历史记载

一、有关白敏中神道碑的历史记载从《集古录跋尾》卷九页一二下、《集古录目》卷十页一0上、《宝刻丛编》卷十页四二上及《天下金石志》[陕西]第十三页“华州”著录可以得知,大唐宰相白敏中神道碑,刻于唐咸通三年八月,撰者毕諴, 书者王铎。毕諴以文采知名,《旧唐书》177 卷有传,《新唐书》183卷亦有传。王铎为僖宋朝宰相,封晋国公《旧唐书》164卷有传, 《新唐书》185卷也有传。从新发现的白敏中碑残文中所载官衔可推知此二人。     

《唐史余审》“前乡贡进士”条释疑

岑仲勉先生《唐史余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四《杂述》"前乡(?)进士"条引北宋柳瑊摹雁塔题名残拓本:"雁刹题名有令狐绹书一通云:‘侍御史令狐绪,右拾遗令狐绹,前进士蔡京,前进士李商隐,大和九年四月一日。’"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一,蔡京开成元年(836)进士及第,李商隐次年(837)登第,均在大和九年(835)之后,刘承干《玉溪年谱序》因据王定保《唐摭言》"得第曰前进士"之说,云:"大和九年玉溪尚在随计之列,安得有前进士之称,殆不足据。雁刹题名为宋宣和间人得唐贤遗迹补缀上石,年月往往淆错。"(《唐史余审》引)岑氏反驳曰:"但勘     

新闻在于真实

春秋时代,齐国的相国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秉笔直书的史官杀了。继任的两位太史也这样写,都被杀了。第四位太史还是这样写,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作罢。后来,《左传》上不仅写着“崔杼弑其君”,且记着崔杼杀史官的事。     

应该严肃些!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本文想从编辑出版工作严肃性的角度,谈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代·文艺·生活》一书里存在的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2年4月初版)。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编的论文集。无疑,这是一件很严肃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读了这本书以后,给人留下的记忆却是,这是一本在编辑工作中不大严肃的书。请看下面的事实。     

胡愈之论图书

四十八年前,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多。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在《新建设》杂志上刊载题为《关于书的几个问题》一文,从读者的视角对图书的印制形式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篇文章引起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的重视,大约不到两个月时间,胡愈之就自撰写《读了<关于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     

刘大年先生的“版权观”

刘大年先生的“版权观”张扬刘大年先生最近送我一本新书：刘潞、崔永华编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书籍装潢精美,却没有出版单位,也没有版权页和条码,在一般标有某某出版社字样的位置,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字样。书中辑有刘大年在数十年中参加各种...     

评周振甫的《李商隐选集》

周振甫先生《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对李商隐研究有所创见,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周先生研究李商隐有年,用力极勤,他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态度来选注这本集子的。周先生根据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商隐以骈文为诗这一创见,从比较广阔的领域对李商隐的作品进行了探讨,取     

钱龙惕与清初李商隐诗笺注考略

明末清初,在钱谦益的鼓励奖掖下,钱龙惕、石林道源诸人开启了李商隐诗笺注之风。新发现的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大兖集》卷下所收钱龙惕《朱注李义山诗集序》、《复石林长老论注李商隐集书》等文,详载清初李商隐诗集钱龙惕注本、石林道源注本的成书过程及与朱鹤龄注本之间的关系,为重新考察清初李诗笺注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钱龙惕在梳理古籍笺释"四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难"、"三善"的笺释理念,为石注本、朱注本所承继,并对后世李诗笺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编辑闲话(十)

顾颉刚先生在为《崔东壁遗书》写的序言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小故事: 乔松年的《萝摩亭扎记》载着一段笑话。《穆天于传》中有一句“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膜昼”是人名,“封”是封建。不意有一本“昼”字误书作“画”,作《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白以为找到一段画史的材料了,就在他的书内写道:“封膜,周时人,善作画。”张彦远是唐代人,那时刻印本恐怕还没有流行,他见到的《穆天子传》,只是手抄本。繁体字的“昼”与“画”,仅一笔之差;抄书人     

作家社出版百位文学艺术名家手抄《讲话》珍藏纪念册

正本刊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之际,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书。这是一本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书:由100位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抄录。     

身世之感 通于性灵--读《李商隐传论》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编校,刘学锴先生洋洋60余万言的新撰《李商隐传论》总算摆上了新书架。 这是一部对李商隐的生平、创作及研究全面、深入地加以总结性研究的力作。可以说,它凝聚了著者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不啻于古人所谓的“十年磨一剑”。     

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

年鉴学的学科体系,是年鉴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我曾在《辞书研究》1986年第三期上发表过《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一文,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完成《年鉴学概论》一书的写作,对一些基本问题有了进一步体会。在我们建立起这门学科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研究年鉴学的意义,年鉴学的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等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一、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1.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与学科名称相一致,而这一学科的名称是一种书籍的类型     

通讯员的自豪

《人民日报》10月31日在《崔月犁乐当报社通讯员》一文中说,卫生部前部长崔月犁在《健康报》上发表的《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开学典礼》报道,署名是“通讯员崔月犁”。报社为抬高崔的身份,曾考虑加个“特约”或别的头衔,但作者“执意只当一名普通通讯员”。这件事,使我动心。     

名家作品中不应出现之错与编辑的责任

前两天在书店看到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这本书对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几本散文名作中出现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进行了指正、考辨。余秋雨的大名在当今社会上如雷贯耳,敢有人对秋雨先生叫板,竟然在他的文章中挑出一百多处差错,这书可不能不看,便买了一本回去。看完上海学者金文明先生写的这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确实有“石破天惊”之感,因为金先生在书中指出的不少差错,并不都是很冷僻的史料,很多都是文史常识。在文史常识上出错,余秋雨固然有推不掉的责任,说明他写作有失严谨。但我看…     

谈谈《古今书刻》上编的意义和作用

197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将明高儒《百川书志》和周弘祖《古今书刻》排印问世。关于《古今书刻》,前有《出版说明》、叶德辉《重刊〈古今书刻〉序》;后有瞿凤起先生《〈古今书刻〉校记》六条,古典文学出版社辑《〈古今书刻〉叙录》九条,以及综合索引。这书的《出版说明》中说:“〈古今书刻〉所作的版刻与石刻的记录,对于目录学者和文化史学者,同样有很多用处。举例来说,都察院刊本记录中有《水浒传》,是小说史上有关这个版本的唯一记载。内府刻本中有《永乐大典》,为我们提供了《大典》曾有刻本(或者只是一部分的刻本)的线索。梧州府石刻记录了元结的《水井铭》,指出这     

一部深层次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力作——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读了由陆坚、王勇教授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一书,我以为这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层次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 关于我国典籍在日本流传,自近代起就有人在做这一工作,例如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回国后曾辑刻《古逸丛书》。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为编纂《四部丛刊》亦曾去日本访书。傅读了由陆坚、王勇教授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一书,我以为这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层次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 关于我国典籍在日本流传,自近代起就有人在做这一工作,例如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回国后曾辑刻《古逸丛书》。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为编纂《四部丛刊》亦曾去日本访书。傅     

[行香子]词与《金瓶梅词话》的刊行

最近发现天启四年(1624)序刊的《福寿丹书》中有《自乐词》四首,与万历丁巳年(1617)序刊的《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四首词基本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自乐词》是"直接抄录自《金瓶梅词话》刊本",但也有学者"新证"为《金瓶梅词话》抄了《自乐词》,因而《金瓶梅词话》刻印于"1625—1644年之间"(亦即天启五年至明末间)。本文认为,两书之间可能不存在着谁抄谁的问题;假如是一书抄自另一书的话,那也只能是《福寿丹书》抄了《金瓶梅词话》,后者的"新证"难以成立。     

新书架

《黄河新闻启示录》 《黄河新闻启示录》一书,南晓明主编,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省委书记胡富国为该书题写了书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光祖写了序言。该书收入了首都及省城新闻界的专家、新闻工作者对《黄河新闻》研讨的学术论文及黄河电视台新闻同仁自己撰写的记述,反映了《黄河新闻》的特色和风格。     

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

于光远在《辞书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上撰文评论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他说:书籍总的说来是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结晶的载体。它们的文化内容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书有消极的内容。《语言大典》就是一部具有消极文化内容的书籍。它的确是伪劣的产品。它的用处看来主要只有可为研究当前我国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对象。 《语言大典》出版之后,全国有20余家报纸在头版刊登这一“喜事”,把这部书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