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的演变

明代,地方儒学普遍建立,所谓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明初,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正常。明代中后期,由于提学官、教官、生员的嬗变,地方儒学教学秩序发生重大改变。文章从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演变的原因、过程、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清代地方教官的施教方式

清代的地方教官既包括学政,也包括府州县学的儒学教官。他们在清代的教育体系中担负着教育和教化生员的责任。但是,学政忙于岁科考试,而儒学教官也因生员散居各地并不在学宫中施行教学。那么,清代地方教官如何施教呢?从清代教官的实际活动看,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编印书籍,有的创建书院,有的惩恶劝善,通过对生员的劝谕与惩戒进行管理和约束。     

明代府州县儒学的教育经费（下）

明代府州县儒学的教育经费（下）赵子富二、教育经费的各项支出明代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支出大致有以下几项：１．教官的俸粮与生员的庞膳明代地方学校教官、生员的凛粮或凛银按规定由各地方存留田赋中支付。各儒学规定，府儒学设教授１员，训导４员；州儒学设学正１员，训...     

刘基儒学思想刍议

刘基的儒学思想特点有二:一是以"措诸用"为旨归,对于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兼综众说:既融会理学诸派而以朱陆和会为主,又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多元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刘基得"濂洛心法"又兼融陆学,为心学在明代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为其后阳明学的兴起打下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伏笔.刘基的儒学思想对于明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儒学与明朝的专制皇权

明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对教化的重视,使儒学的忠孝思想在明朝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虽然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其统治也江河日下,但在儒学的哺育下,许多知识分子把儒学倡导的忠、孝当成毕生奋斗目标,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忠臣。这些人多成为明王朝的栋梁之才,对明朝江山的巩固起到巨大作用。     

明代应天府乡试考官新探

应天府既是明初的首善之地,其乡试规模也是全国之冠,故应天乡试历来被统治者重视,其乡试主考官从建文元年开始就从翰林官中选任.主考与两类同考官之间关系不甚相同,一是与教官同考,以主考领导下的合作为主;二是与甲科有司同考,既有合作又有相互监督.应天乡试考官给乡试取士造成的影响,则是积极远大于消极的一面.     

明代中后期国子监衰落原因试析

明初国子监是明朝政府人才的储备库,为朝廷提供了很多可造之才.但随着进士科的地位上升,国子监的状况大不如从前,特别是在景泰以后,国子监衰落的步伐加快.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国家选才制度的变化、国家财政危机的影响、援例生员的加入、国子监体制的破坏、地方儒学和书院的兴起.     

明代洪武年间翰林院作家的文风研究

明代从太祖开始,大力强调儒家理学,使之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作用得以强化.儒学对明初翰林院作家的文风起到规约作用.洪武初,翰林院的作家基本上是征召来的前元儒士;中后期才开始通过科举逐渐培养了一批翰林作家.明代初期的翰林院的组建和作家的创作为明代台阁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明代高道任自垣考

任自垣是明初武当山的道士,他参加了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是明代《道藏》的总纂官,是明代首部《武当山志》的作者。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道士,他经历了明初的五个朝代,与三朝皇帝关系甚密。他幼入茅山修道二十余年,提调武当山十八年。从道录司右玄义到太常寺寺丞,他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儒学高道。     

论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路径

明初,明朝政府在贵州实施了移民政策,以致在贵州的汉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原住民。儒家文化也因此在贵州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儒家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路径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儒家文化的传播路径主要有移民、推行民族教化政策以及学校儒学教育等。     

锦州府学考

明代广宁中左屯卫儒学、清代锦州府学是锦州地区重要的教学机构,为锦州地区培养了众多人才。文章考证了学校的地址、修建时间、建筑样式、修缮情况、教授及教务管理人员、人才培养、生员参加科举考试与从仕、清代举行释奠礼的情况等。文章对研究辽锦地区区域教育史等有一定的价值。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践行义理,不忧即乐——论明代理学中的苦乐观

“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家们的苦乐观。明代理学虽然是对宋代程朱理学的继承,但是在对“乐”的看法上又有所差异。与宋代程朱苦乐观相同,明代理学家们如曹端、薛瑄和胡居仁等也用“天理”来诠释“乐,”也认为“乐”是心中“纯粹天理”境界,但是由于他们比较注重人生实践,对于宋代理学家们要求“格”那无穷无尽的“天理”感到既不切实,又有脱离人生的感觉,于是明代的理学家们大都把“理”诠释为“当然”之则。故而他们心中之“乐”主要是与所当然之“理”合而为一境界中所体会到的无忧与心安。     

宋明理学诗辨微

宋明两代,理学为盛。理学以一种知识信仰的辐射,渗入诗中,遂有了儒者的理学诗。理学与诗歌成为宋、明士人典范的身份标志,但复古宗唐诗风弥漫下的明代理学诗自不能完全循着宋代理学诗的路数演进,其间的变化正可折射出宋明理学在不同文化生态下的诗歌体现。     

论李二曲的文化教育思想体系

明末清初思想家李二曲阐释了儒家人思想在化上的结构表现，并将此展开为贯穿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的教育思想中。这一化教育观对我们今天实有莫大启迪作用。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儒家德育的衰落与消亡：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考察

儒家德育的衰落史隐含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这段历史陈迹之中。晚清的教育新政和学制改革虽然在主观上想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及封建统治秩序,但是客观的结果却是逐渐消解了儒家德育的制度基础;此后,民国初期的德育课程改革在课程设置层面上废除了“读经”和“修身”这两门课程,进而解构了儒家德育的课程基础;“五四”时期的德育革命则全面批判了儒家价值观,导致了儒家德育的价值基础的崩塌。通过对这段德育变迁史的考察与分析,可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儒家价值观以及儒家德育的现代困境,从而促进我们对于近代德育变迁史的反思。     

经学思维范式下的文学观——宋濂文学思想述论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重要文臣。元末浮靡纤弱的文坛现状,明初以经学构建一统秩序的政治背景,以及宋濂经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在文学上的经学思维模式。在文学功用论上,他强调明道致用;在文学创作论上,他主张宗经稽古;在文学风格论上,他提倡知言养气。     

儒商精神与现代商业道德

以义取利、崇尚节俭、富而好礼和均贫思想是儒家经济伦理的中心内容，以儒家的这些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就是儒商，而这些价值观念就构成了儒商精神的主要内容，儒商及儒商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徽商处得以形成，在“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得以发展，它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道德的构建提供了宝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