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唐近体诗律的形成与歌诗入乐的关系

文章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即从诗歌入乐对声律需求这角度考察了初唐人探讨近体诗律的情况。文章从诗人的创作情境、入乐歌诗在形式上的特点、声律探索者的音乐素养和职责几个层面来展开分析 ,指出因诗的四声与乐的五音相对应 ,讲究声律的诗 ,更加便于入乐 ,特别是那些调子固定的乐曲 ,对入乐的诗在韵律上提出了明确要求 ;初唐人在永明体基础上对近体诗律的完善 ,正好适应了入乐传唱的要求 ,从而使近体成为唐代歌诗的最基本形式。     

论初唐近体诗律的形成与歌诗人乐的关系

章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人诗歌入乐对声律需求这角度考窕 探讨宾体诗律的情况。章从诗人的创作情境、入乐歌诗在形式上的特点、声律探索的音乐素养和职责几个 支面来展开分析,指出因诗的卤声与乐的五音相对主尖,讲究声律的诗,更加便于入乐,特别是那些调子固定的乐曲,对入乐的诗在韵律上提出了明确要求;初唐人在永明体基础上对近体诗律的完善,正好适应了入乐传唱的要求,从而使近体成为唐代歌诗的最基本形式。     

沈德潜“格调说”新论

沈德潜的＂格调说＂具有三重内涵：体制声律、艺术风貌和品第水准,这使他的＂格调说＂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色彩。不仅如此,沈德潜是在＂温柔敦厚＂诗教说的统摄下论述其＂格调说＂的,诗教说在诗人人品、诗歌内容、诗歌的表现方式等三个层面规定着＂格调说＂。除此之外,沈德潜的＂格调说＂还带有一定的新变色彩。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词语试解

律诗、五言律、七言律律诗,是我国古代诗体中按照声律(押韵、平仄)和字数的严格规定而写成的有一定格律的诗。旧体诗的分类有两种:一是按格律分;一是按字数分。按格律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大致说来,唐以前的诗叫古体诗,又叫古风、古诗,如汉魏六朝的诗,这种诗不象唐以后的诗那样讲究格律,形式比较自由。唐代以后产生的诗习惯上叫近体诗     

沈约声律论新探

沈约以其声律论（四声八病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由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清叶燮《原诗》说:“沈约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诗筏》亦说:“休文复倡为声病之说,音韵稍促,遂开古体近体分途之渐。“他们明显地把声律论仅仅看作诗歌的形式问题。放后出版的的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六朝诗的选本中,对声律说的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形式主义”的论断。“沈约是发明四声、制定八病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就     

南北朝对式律诗和诗律

1.1.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古代格律诗和诗歌格律形成的时期,当时一大批诗人热衷于探索和倡导诗律,利用字声平仄的交互应用而构成了一种自别于古风的新的诗体,即永明体,或称齐梁体.这种诗体若从声律结构上细加分析,则可归纳为三类:即粘式结构、对式结构和粘对混合式结构.其中的粘式即是后来所说的近体诗的声律结构,古人是将它包括在齐梁体中的,例如日僧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天卷》中曾撰有“齐梁调诗”一节,所举诗例就包括了粘对合     

唐人的诗法理论

李东阳称“唐人不言诗法”,而实际上唐人不但言诗法,而且其诗法理论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与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唐代的诗法理论以近体诗为主要讨论对象,探讨并最终解决了声律、偶对、势体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而促进了近体诗学及近体诗创作的全面成熟和繁荣。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唐代乐府中“以文为诗”的散文式作品探析

唐乐府总体上有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但少量诗作又表现出"以文为诗"的特点,与近体诗声律要求相差很大,多使用散文语法和散文笔法,从而增加了唐乐府风格的多样性和声律的复杂性。唐乐府"相和歌辞"、"新乐府辞"中"以文为诗"之作的出现既是相关诗作不入乐的结果,又是李白、元稹、白居易、僧贯休、僧齐己等作家个人风格的体现,还受到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体诗声律对诗歌内容的束缚。     

论混合式格律诗

我国古代格律诗是在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分析那个时代的诗歌格律,可以概括为三类形式。这三类就是粘式律,即诗联都是律联,律联之间以“粘”的关系结合成诗;其次是对式律,即以“对”的关系将律联组合成诗;再次就是混合律,即律联之间的组合关系或“粘”或“对”,粘对无常的。这种格律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律联之间的结合关系,非粘即对,不可能非此亦非彼。诗人作诗只要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将粘或对的关系贯彻始终,结果就成了混合式格律诗,混合律在应用上十分方便,只需掌握律联的结构规则即可写诗,在诗歌的音韵效果上,混合律与近体诗的差别已不大,同样具有近体诗特有的音调抑扬之美。所以,尽管混合律是在齐梁时期形成的,是由于诗人作诗时粘对失序的结果,但是在初唐和以后     

王勃赋刍议

王勃的赋上承齐梁,下启盛唐;有许多突出之处,带有明显的“唐人精神”,可谓开风气之先。内容方面．王勃赋表现出强烈的仕进心理、深重的时命之叹以及达观自适的超越情怀;形式上,王勃赋仍然沿用了骚体赋和骈赋的一些句式,但已经有所超越,具有了初唐诗中歌行体的特色;在声律对偶方面,王勃的赋比前人表现得更为自觉和着力,这为唐代律赋的盛行铺平了道路。     

"竟陵八友"与齐梁文学的新变论

"竟陵八友"是齐梁之际重要的文人团体,包括谢眺、王融、沈约、萧衍、范云、任昉、萧琛、陆倕八人.他们是永明体新诗的倡导与实践者,也是齐梁文学新变的完成者.他们的山水诗、公宴诗、咏物诗成就甚高,其奏疏、序论诏铭、书文碑领、辞赋等文体也代表着齐梁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文学艺术上,"竟陵八友"倡导文学题材的日常生活化、重视文学的抒...     

超越对齐梁宫体诗的偏见

全盘否定宫体诗的审美价值必然会违背审美形态的嬗变规律 ,暴露出审美视野的狭窄和审美观念的僵化。审美者要消除门户之见 ,要有开放的心胸和眼光 ,才能领略美的多姿多态 ,超越对齐梁宫体诗的偏见。     

诗词创作的脱铐之舞——谈罗辉先生《诗词格律与创作》的格律观

传统著作者对于诗词格律的介绍,都将近体诗的不同体式作为基本元素,就首句平仄起收不同分别作以介绍,并将其中格律的变化部分称之为＂拗救＂。这类著作让读者陷入格律的重峦叠嶂中,反而阻碍了格律的普及和推广。罗辉先生在其著作《诗词格律与创作》中将律诗的四种句型作为基本元素简约地介绍其变化。由于律诗实际上只是这四种句型的轮转,这就使得爱好者掌握了格律的法门。同时作者在诗词创作技法上提出了＂有形、有则、有魂＂的＂三有＂原则,从而在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诗词爱好者指明了学习和努力的具体方向。     

论朱光潜对新诗的理论创构

朱光潜诗学理论的起点是对于新诗＂形式失败＂的焦虑,他认为新诗在学习西方诗、旧诗、民间诗的道路上始终没有学到＂本色行当＂。朱光潜认为诗的＂本色行当＂是声音、节奏及韵律,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模型＂,其诗论具有浓郁的＂音律中心主义＂色彩。他提出新诗＂不在放弃格律而在于格律之中求变化＂的基本原则,号召新诗人大胆艺术实践,创造新诗的新形式,达到＂从心所愿不逾矩＂的艺术境界。     

宋之问诗歌在初唐诗坛上的创新意义

宋之问是初唐诗坛上一位擅长创新变革的诗人,其诗歌的创新意义体现在诗风上革除了齐梁诗柔弱、呆板的余绪,追求意境开阔与自然流丽;诗歌题材上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融入诗歌;而在五言律诗形式上将声律、对偶、篇制三者统一的形式作了与实践上的最后定型。这些都为盛唐诗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齐梁诗风与杜甫诗歌在唐代的流传

杜甫诗歌自宋以后得到广泛流传,受到很高评价。但在杜甫所生活的时代,乃至整个唐代的流传却不广泛,究其原因当为杜甫诗歌与当时的社会审美风气不一致。整个唐代,或多或少倾向于艳体诗和清丽的诗歌,这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相抵触。影响整个唐代审美风气的根源是齐梁诗风,这也进而影响了杜甫诗歌在唐代的流传。     

郑愁予诗歌美学技巧探析

郑愁予作为台湾现代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中既有“纵的继承”也有“横的移植”。他对传统的继承有诗情资源的化用,音韵和节奏的讲究和清词丽句的选用;对西方的移植主要是一些现代表现技巧的征用如客观对应的征用、空白的遗留等。通过对其美学技巧的探讨为当今诗歌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帮助,避免新诗低俗、散化的弊病。     

陈子昂文学史地位之我见

针对齐梁文风,初唐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张扬兴寄风骨的诗风,千余年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子昂始变雅正”成了千古不易的定论。但我们对陈子昂的文学史地位应有全面客观的评价。陈子昂在文学在理论上对六朝文学特别是对齐梁文风进行总体否定,就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退化。他对六朝文学的批判远不如魏征等人所倡导的合南北文风之说那样具有指导意义。     

试论隋炀帝杨广的文学成就

隋炀帝杨广创制新乐府,推动诗歌格律化的成熟,拓展诗歌题材,尤其以边塞诗歌开拓宏阔激昂的新气象,启发盛唐边塞诗的先声.他的诗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北诗风的融合,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发展.在齐梁至初唐这一段由南北诗风向盛唐气象转变的历史上,杨广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