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公德观及其现代意义

随着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德素质成为道德建设的迫切任务。100多年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和阐发了他的公德思想,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培养国民利群、利国的公德思想,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及影响。探讨梁启超公德观之合理的当代意义,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社会公德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提高国民公德意识的若干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之间特别是陌生人之间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公共秩序和公德意识变得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是,国民公德意识薄弱现象相当普遍。国民公德意识薄弱的根源除个人道德修养因素外,还包含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教育根源。提升国民的公德意识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它既依赖于国家、社会的引导,也需要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改进公德教育方式,帮助人们建立道德信仰,并在法制建设方面提供有力支撑,树立公德的权威性。     

德育内容分类框架——兼析我国公德教育的困境

现代德育内容广泛,其中私德教育涉及自我定向和他人定向的道德,公德教育涵盖社会公德和国民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包含对待工作和服务对象的道德要求。中国是一个私德发达国家,素有束身寡过主义哲学和家庭伦理本位传统。学校教育偏重私德而轻视公德,从私德外推公德,致使公德教育降解为私德教育。     

国民性的改造：公德先行的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的目的旨在改造国民性,从而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公共利益的不断扩充,公德逐渐成为国民教育改造国民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公德的培养过程中,应避免以往的私德外推即为公德的简单做法,需要探索符合公德特点的培养路径。     

“愚弱”国民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荣辱观——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主流文化选择的结果我党历来十分重视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要求,“五爱”的公德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的规范。     

从国民公德教育到社会公德教育——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转向

协调公共生活的能力是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因而公德教育理应成为当代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初公德已被列为小学公民课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以"五爱"为核心的国民公德为整个学校德育的首要目标,而当前学校公德教育又以社会公德为主要内容,注重教导学生对基本公共行为规范的理解与践行.可见,对公德的理解随历史而变迁,而如何界定公德教育的内容、体系和方法至今仍具争议.鉴于此,本文尝试兼顾传统思想与社会发展情境的分析来探讨当前公德教育议题.     

传统道德的界限拓展——梁启超“公德”内涵探析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倡"公德"的人,以之区别于传统伦理中过度使用的"私德"。在梁启超看来,"公德"不仅被视为道德的一种属性教化众人,更是连接群体和构成国家的基础,倡导新道德的目的在于"利群",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在其政治思想中,"公德"围绕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展开。对"公德"的分析,不仅在于其历史意义,而且为国民政治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德文化建设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德文化建设既是顺应世界性现代化潮流的应有之义,又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进入新时代,公德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建设本身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困境与问题,伦理本位的文化惯性制约公德文化建设的场域扩展,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义消解公德文化建设的公共共识,工具理性的单向发展束缚公德文化建设的价值理性。为此,应从扩大公德文化建设的“家校社网”场域、完善公德文化建设的法律制度建设、增强公德文化建设主体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来破解当前存在的现实困境,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

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国民的信仰建构,早在东京进行思想启蒙时,“信”就成为鲁迅想望他的“英哲”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鲁迅在研判宗教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标尺,鲁迅对国民信仰建构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路：首先,鲁迅特别强调了个人信仰的自由性质;其次,鲁迅认为国民信仰建构的关键在于诚实;再次,鲁迅特别强调了信仰践履中的认真态度,鲁迅还塑造了一些真正的信仰者形象,以他们元可避免的大痛楚、大悲苦与大孤独,显示了中国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要意义与艰难程度,鲁迅的这些思想,既与时代的精神步调一致,又具有同时期批评家们不可比拟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老舍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差异性分析

老舍与鲁迅因受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国民精神构建、国民劣根性根源分析以及国民劣根性批判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分析老舍与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格的塑造与批判,阐述国民性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为国民性改造提供参考依据。     

鲁迅笔下挖出了多少国民劣根性

鲁迅笔下挖出了多少国民劣根性山东／桑文彬扎扎实实地进行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是鲁迅一生的追求。那么，鲁迅在其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杂文）中主要揭示了国民的哪些劣根性呢？专制性和奴性。鲁迅曾借用“羊样的凶兽，凶兽样的羊”来形容国民的这一劣根性。专制者和奴才的逆...     

鲁迅早期国民观简论

鲁迅壮怀激烈,肝胆照人,“创作总根于爱”,但文笔却极为冷隽,格调挺峭,凛然有寒气。设若不仔细分析鲁迅思想中的早期国民观,势必对鲁迅及其著作产生误解。 所谓国民观,即是指对国民性认识的总观点。而国民性,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以人种为基本而形成的国民的思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儒家道德传统对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启示

所谓教育,实指道德教育.道德是人的一种质的规定性,人具有道德的属性,有道德才有资格做人.从我国颁布的小、中、大学德育大纲看,小学德育重在私德和公德教育,普通中学德育重在公德教育,职业中学、技术学校、大学的德育重在职业道德教育.所谓私德,是指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公德是国家及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即通常所谓国民公德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是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王晓莉：当代学校公民道德教育应以消极道德为起点

王晓莉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我国传统的国民公德教育重视积极作为式的道德教育，把要求学生积极为善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公德教育的表述方式上也多采用“保护”“增进”“热爱”等用法。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道德要求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行为中。例如，     

麻木的看客,卑微的灵魂——鲁迅小说中人物病态心理分析

鲁迅作品呈现了一大批国民形象,他们身上都有国民的弱点,或者就是纯粹的变形人物。鲁迅表现的不是个别人的状态,他大多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历史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人物病态心理带有较强的普遍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国民的奴性心理和精神胜利法。除了这些,鲁迅在其作品中还极力描写了一类麻木的看客,展示了这类人物的卑微灵魂。     

论新时期社会公德建设

社会公德是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工程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全国上下尊重公德、提倡公德、弘扬公德的大局下，正确认识我国公德建设的实际，研究并大力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使社会公德建设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并取得应有成效，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的共识。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分析了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从鲁迅对"看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其对国民精神的探索和改造,表现了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     

“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形象在国民信仰中的影响与误读

鲁迅逝世之后,即被谓之以“民族魂”称号,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家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进一步扩大,“革命”的能指与所指界限日渐模糊,被统统纳入到人民内部斗争、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教材的选编案例、60年代兴修新墓事件、《鲁迅传》创作以及70年代《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轶文的发现,分析和揭示主流意识形态对鲁迅信仰的规定和解读,社会各界对鲁迅信仰的共识和接受.一方面,梳理出鲁迅成为国民信仰的心理机制与历史策略;另一方面,发掘出鲁迅成为国民信仰所承担的价值准绳与精神导向.在种种合力的辨识中,指出鲁迅形象构建的本质和对国民信仰造成的影响.     

基于社会参与的小学生公德涵养策略探索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学生公德涵养为依托,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文章对公德内涵进行分析,从场域建设、课程建设、活动建设、共同体搭建以及评价设计等方面阐述五大培养策略,以社会参与为基础开展公德涵养的相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