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012年《申报》研究综述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首批近代报刊,其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丈报刊是《申报》。笔者搜集了从2007年至2012年学术界关于《申报》研究的文献资料,对其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望能对未来的《申报》研究起借鉴作用。     

媒体如何做好明星报道——以《申报》报道阮玲玉为例

近年来,关于明星的报道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话题之一。从女星的＂被小三＂到明星夫妻的生活被曝光,明星报道在一点一点的向低俗迈进。纵观文娱界,对报道尺度、报道原则以及报道的商业利益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究竟应该怎样报道明星？本文从《申报》对于阮玲玉的一系列报道中探寻当时媒体对于明星的报道,试为现代媒体明星报道找出一种新闻性与责任性统一的报道方式。     

关注逝去的平凡的生命——《新京报》逝者版的人文关怀

讣闻报道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品种。在西方，讣闻是几乎所有报纸的家常菜。除了时政新闻之外，讣闻报道深受西方报纸读的喜爱。例如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讣闻版（Obituaries）刊登的讣闻报道每年都会结集出版，非常畅销。中国自古对讣闻就很重视，其体形式主要是哀辞、祭、碑志等。例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欧阳修的《祭石曼卿》以及袁枚的《祭妹》都是传世佳作。20世纪初的中国报章（例如《申报》和《大公报》）也常有讣闻登载。     

《申报》的发展历程及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创办了首批中国近代报刊。其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就是《申报》。《申报》的发展历程共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初创时期、全盛时期以及衰落时期。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后,明确办报宗旨为＂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使《申报》得到飞速发展,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申报》因见证、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调查性报道在近代中国的溯源

调查性报道这一概念在中国是舶来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近代中国已出现了这一报道形式。《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连续报道体现了调查性报道揭示性、独立性、显著性等特点,是早期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代表作品。     

斯大林病情报道风波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湖北日报》对斯大林同志病情公报的报道．在版面处理上引起一场风波。     

20世纪20年代新女性抗婚方式分析

<正>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新女性开始冲破封建婚姻家庭观念的束缚,大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当时的民国报刊如《大公报》、《妇女杂志》、《申报》、《生活周刊》、《民国日报》等相关报刊,对当时的新女性抗婚现象有大量的报道。笔者选取当时的相关记载,对新女性的抗婚方式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和论述。     

美查时期《申报》的办报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商人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其中由英商人美查创办的商业性报刊《申报》,成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本文通过探析《申报》的办报特色,从该报早期经营者美查等人在新闻内容、新闻形式、经营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创新上入手分析其成功之道,以期对新形势下的我国报业起到借鉴作用。     

艳照门事件:电影明星制的危机

"艳照门事件"涉及电影明星(陈冠希、钟欣桐、张柏芝等)、经纪公司(香港英皇娱乐集团等)和电影观众(普通电影观众、影迷等),涉及到电影工业明星制的三个重要环节。该事件对电影明星制产生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丑闻频出使观众对明星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明星控制系统的异化危及明星制的正常运转;网络民主的泛滥使明星制所依赖的"迷"文化不堪一击。"艳照门事件"显现出电影明星制乃至电影工业的危机。     

《格致汇编》在《申报》上的投射

《格致汇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杂志。创办之初，曾通过上海申报馆发行，因此早期的《申报》中有关于《格致汇编》的珍贵报道，包括系列书评、申报馆告白、主编傅兰雅和其它机构告白等。从这些投射中，能够看出《格致汇编》这份传播西学的刊物在晚清中国社会的反响。同时也体现出《申报》在宣传出版物方面的过人之处。     

“喜结良缘”之类

体育、电影明星的私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恋爱、婚姻方面的动态,目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刊的青睐。这大概是社会心理学的“马太效应”在起作用。明星的知名度越高,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新闻,见诸报端的一些“喜结良缘”报道,即是证明。其实,并不是所有明星们的行迹都是值得报道的。比如,《许海峰喜结良缘》的报道,细读一下,就觉得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这则新闻写道,许海峰于去年某月某日与某人结婚,新娘今年二十六岁,比许海峰小两岁,一九八二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现在首     

断裂点：1905年的《申报》改版考察

1905年的《申报》改版使报纸从脱胎于书册式、具有书籍向报刊过渡特征的信息组织和呈现形态,转型为现代报纸所共有的断裂的、条块化的、马赛克式的信息组织和呈现形态。《申报》的改版不是孤立现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日报业一系列显著变化的缩影。改版所透露出的是城市报纸从报人、组织机构到信息搜集、组织和呈现模式全方面的变化,背后则是报纸所生长的城市环境的变化。《申报》从面对相对同质化的士绅读者群,转向差异化的城市识字阶层。1905年的改版,使《申报》转型成为近代商业报纸的另一种典型形态,因而成为77年《申报》史的关键断裂点。这也是透视中国近代商业报纸在类型上的复杂性和历史演进规律的重要历史事件。     

辛亥革命前后《申报》广告的变迁

19世纪末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斗争。他们的努力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与风气,这影响了中国报纸的发展,包括中国报纸广告的发展。然而,报纸广告的改变并不仅仅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本文将以《申报》为例,探讨辛亥革命前后《申报》广告的变化,并从多方面分析其变化原因,从而反映当时中国报纸广告的普遍变化,并让读者对当时的报纸广告有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     

“客观报道”与主观倾向——西方“客观报道”理论探析

“客观报道”理论,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形成。在西方“被赞为20世纪前25年中对新闻学的独特贡献”(弗雷德·赛伯特:《报刊的四种理论》第70页),认为“新闻的最重要原则可能就是客观性”(希伯特等:《现代大众传播学概论》第343页)1923年美国最主要的报人组织,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制订的《报业法规》中,对“客观报道”作了权威性的规定。法规的第五条写道:“不偏一一健全的工     

再论“记者”之名的由来

日本新闻界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大约十余年后,上海《申报》以及其他报刊的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在报刊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记者"在20世纪之初成为了中国新闻人的代名词。     

《申报》与晚清直隶地区灾荒与救济

《申报》创办于晚清时期,是近代中国影响范围最广、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申报》非常重视对社会新闻的报道.灾害这样的突发事件,有极强的破坏性和社会影响力,历来备受《申报》关注.晚清时期积贫积弱,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吏治腐败、环境恶化等因素导致灾荒严重.京畿要地的直隶地区更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因此《申报》对晚清直隶地区的灾荒非常关注,尤其是直隶的水旱灾经常出现在《申报》的头版头条.《申报》不仅报道直隶地区的灾情、政府的救济措施,还直接参与直隶地区的灾荒救济工作,对直隶的救灾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论民国初期(1919—1926)的中国海盗问题

海盗问题一向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民国初期,随着中国经济、航运业的发展以及政局的动荡,海盗活动愈发活跃。本文试以《申报》为主要材料,对民国时期的海盗问题展开初步探讨。一、《申报》报道的民国海盗抢劫案《申报》是清末民初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民国时期海盗活动猖獗,《申报》对海盗这一社会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不仅对案件进行及时报道和后续跟踪报道,同时刊登相关评论性文章,海盗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摩登女性形象传播效果研究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也是多种文化资源碰撞、交流与整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报纸、杂志以及电影等媒介向国人传递了一个又一个时尚资讯,对中国摩登女性形象塑造产生影响。本文试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良友画报》及电影中摩登女性形象为例,分析这一时段媒介对摩登女性的传播效果。     

电视综艺节目亟需加强的几个方面

20年前,中央电视台每周一期的《综艺大观》引发万人空巷。转眼20年过去,一路走来,从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在荧屏上＂独占鳌头＂＂孤芳众赏＂,到2005年前后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雄霸一方＂,再到当前各家卫视竞相开办综艺节目的 ＂群雄逐鹿＂局面,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轨迹大致上经历了＂明星互动→平民偶像→平民真人秀→生活服务脱口秀→专业真人秀→明星真人秀＂这样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申报》对清末“杨乃武案”的情感叙事

《申报》对清末杨乃武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半的跟踪报道。通过对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本文认为,《申报》主要采用了情感化叙事来激发大众情感,从对香艳故事的猎奇到期待案件的水落石出,进而转化为对中国司法弊端和官场恶习的批判。《申报》的长期报道与情感化叙事不仅影响了案件结果,也提升了报纸的销售量和公信力,还开启了近代报刊媒介审判和舆论监督的先河。大众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被杨乃武、《申报》、清政府等以不同形式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