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皇帝的尊汉之道

明代皇帝尊崇汉代,这与明太祖建立政权的经历和汉高祖颇为相似关系密切。明代皇帝尊崇汉代不仅表现在他们在行祭祀之礼时对汉代特别敬重,还表现在他们酷爱阅读《汉书》、讨论汉代之事。明代皇帝尊崇汉代,在治国理政上也偏好以汉为鉴,探索治国之道。     

汉代的酷吏犯罪

酷吏是汉代官吏的一个突出群体。他们以执法严酷、忠心为君而著称。酷吏虽然为了皇权而忠心耿耿,励精图治,却也因为触怒皇帝的权威、触犯法律、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获罪。酷吏的犯罪及被惩治说明了古代社会法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君权高于一切的特点。     

商丘古城

商丘乃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四五千年前,先民们已于此定居。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尧尝封帝喾子瘀伯于商丘为火正。契十三世传至汤,灭夏称商,至西周时期,商丘为宋国都城,秦行郡县改商丘为睢阳。汉代,睢阳为梁国都城,到隋代,改睢阳为宋城,唐至五代称宋城,(玄宗时一度称睢阳),后梁为宣武军军治,后唐改宣武军为归德军,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因于宋地发迹,国号称宋,并升宋州为应天府,旋建为南京。元代为归德府治。明初降府为州,清又升州为府,设归德卫。商丘古城历经沧桑,如今老城仍保存…     

出土资料所见的新莽及东汉将军幕府职官

在汉代出土资料中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幕府职官的内容,如西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候丞、卒长、军武库丞等,新莽将军幕府职官有左率、理军、军库长等,东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曲、中部护军、部曲督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事职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汉代军事官制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1(岳麓版)中的中国古代重要职官

<正>1.丞相。秦、汉定制,丞相为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长官,与太尉、御史大夫地位略等。太尉掌军,御史大夫掌监察,又兼为丞相之副,起互相制约的作用。汉代初期,有时置左右丞相各一人,但一般只置一人,不分左右。魏、晋以后,真正担任宰相的多用其他名义,而丞相只用位置权臣如曹操、王导等,往往进一步即登皇位。一直到南宋孝宗以后,才又采用左右丞相名称。辽、金、元亦同,但是此时的丞相已无汉代丞相的实际权力。明初亦设左右丞相,不久即废,只以内阁诸臣参与机务,自此以后不再有丞相之名。但习惯上唐、宋之同平章事亦以丞相     

皇帝的女婿为何叫“驸马”

驸马原是古代的一种官职简称,全称是驸马都尉,从我国汉代开始设置,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官。那时,皇帝出巡,常常是车辆结队而行。皇帝自己乘坐的叫正车,随员乘坐的叫副车,副车的外观装饰与正车完全相同,旨在“大驾”不露,保护皇帝的安全。管理这些副车的官就叫驸马都尉。后来发生了驸马谋杀皇帝的事件,为了安全起见,晋武帝司马炎规定,这个职务只有皇帝女儿穴公主雪的丈夫才能担任。这一规矩被后世皇帝一直沿袭下来,天长日久“驸马”便成了皇帝女婿的代名词。皇帝的女婿为何叫“驸马”!陕西@李存劳     

皇帝的女婿为何叫“驸马”

凡喜欢读古书,看古戏的人,一般都知道皇帝的女婿叫“驸马”。其实起初驸马并不是指皇帝的女婿。驸马是古代的一种官职简称,全称是驸马都尉,在我国汉代开始设置,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官。那时,皇帝出巡,为防刺客,常常是车辆结队而行。皇帝自己乘坐的叫正车,随员乘坐的叫副车。副车的外观装饰与正车完全相同,旨在“大驾”不露,永保太平。管理这些副车的官就叫驸马都尉。后来发生了驸马谋杀皇帝的事件,为了安全起见,晋武帝司马炎规定,这个职务只有皇帝女儿(公主)的丈夫才能担任。后世皇帝也一直沿袭下来,天长日久,“驸马”便成了皇帝女婿的代名词。…     

论酷吏在汉隋两代的变化及其原因

汉、隋两代的酷吏虽然在执法严峻、效忠国君、治理有效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汉代酷吏的惩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族、奸吏猾民、盗贼和谋反者，隋代酷吏的惩治对象则主要是吏人和无辜者，这种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隋代酷吏刑罚更残酷，执法更偏颇，品行方面污点更多；惩治对象、刑法特点和皇帝个人因素也造成西汉、东汉和隋代的酷吏结局的差异。     

皇帝的女婿为何叫“驸马”

驸马原是古代的一种官职简称,全称是"驸马都尉",从我国汉代开始设置,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官。那时,皇帝出巡,常常是车辆结队而行。皇帝自己     

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

<正>汉代的领尚书事，即由皇帝亲近的中央高级官吏，加领尚书事的官衔来兼管尚书的工作。领尚书事制度的出现，对于汉代尚书职权的演变和中央权力机构的变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在史家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代领尚书事出现的原因、职权的变化及其影响作一述论。     

曹操对“奸雄”评价之认可的多重因由

曹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英雄,古往今来,褒贬不一。许劭所云"奸雄",与今天的感情色彩不尽相同,非纯是"奸",乃言其才智绝世也。曹操深懂兵法,常用"兵以诈立"的兵家思想为人处世,解决问题。这是乱世赋予英雄的一种本能,恰符合社会历史运行之客观规律。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屯田制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是由秦时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方的假田制演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制度。居延汉简中反映出其时是军屯、民屯共存,军官、田官共管的管理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     

西宁“虎台”的历史人类学考辨

“虎台”遗址(亦被称作南凉“点将台”)是西宁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明清以来对其归属多认为是南凉王秃发傉檀子(其名虎台)所筑,通过实地考察和梳理河湟地区的文献资料,借助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西宁“虎台”遗址非南凉时期所建造的军事防御工程“点将台”,而是汉至魏晋时期公共信仰建筑“祭祀坛”的历史遗孑.     

龚建平“黑哨”案无罪辩——从刑事立法、司法的多元视角分析

喧嚣一时的"黑哨"事件似乎已随着龚建平受贿案的二审维持有罪原判而尘埃落定,但涉及此案的种种法律问题的争议却余音未绝。司法上定性并不能给学理上的探讨划上休止符,此时我们仍有理由用清晰冷静的头脑对"黑哨"事件的始末进行再审视,以重申刑事司法及立法中的某些基本立场,而它们是现代法治主义所不可或缺的。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窝阔台汗己丑年始置的汉军三万户中之萧札刺，不是萧也先之子萧查刺，而是于甲戌年投降蒙古的金中都　军首领札刺儿，增立四万户的时间不在壬辰年而在甲午年。汉军三万户与七万户的设立都与蒙古忽里台大会的召开有关，甲午年增立的七万户，汉人有四：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契丹人有三：萧札刺之子重喜、塔不已儿、石抹李迭儿。蒙古统治者设置汉军三万户或七万户的目的，是按照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汉军，以便于军事指挥。     

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新探

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的关系,学界多有探讨,但是观点仍值得商榷。本文认为,《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形成了杂家与兵家两种本子,这两种本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保留了战国古本兵家《尉缭》的基本内容。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这就是《隋志》、《唐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子》五卷、六卷。宋神宗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本《尉缭》删去了杂家的内容,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内容,此后之目录著作均把《尉缭》著录在兵家类,今本《尉缭》由此定型。     

魏晋军区制溯源

魏晋军区制的基本原则,是中央指定一将领统帅某一地区的军队。根据这一原则,把军区制起源定于魏武或东汉顺帝时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魏晋军区制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王莽末年、东汉初期。     

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

文人论兵是明代出现的重要现象。陈子龙作为晚明的著名文人,在诗词之外,还留下了以论兵为核心内容的《陈忠裕公兵垣奏议》。此书集中讨论南明时期的军队建设、防御体系、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很强的可操作性。陈子龙的军事思想表现了明代兵儒合流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体现了文人“救民靖国”的战争观和把兵学儒学化的论兵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文学、军事、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论汉代法律中的官吏职务犯罪

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是汉代法律中的重要内容,汉律不仅沿用了秦律中官吏职务犯罪的罪名,而且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汉律中的官吏职务犯罪可以分为一般职务犯罪和特殊职务犯罪两大类,一般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玩忽职守（失职）、越权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特殊职务犯罪包括司法和军事领域的职务犯罪。汉律中的官吏职务犯罪的罪名大部分被《唐律》所沿用。     

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法制思想述评

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法制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军新时期军队建设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文章主要从重视军队法制建设及军事立法、执法、普法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并深入探讨了其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