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滴滴微信红包”营销看移动互联网中的用户分享行为

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应用,早已从一款基于手机的即时通讯应用转变成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营销传播的新平台,即逐渐从单一的人际传播媒介演变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布局O2O闭环的重要手段。微信支付创新地融合社交性与实用性而成为打造这一闭环的微信核心功能。"滴滴红包"依托微信分享平台和微支付进行营销传播,通过用户"抢"的参与行为,获得持续良好的传播效果。本文试从微信"滴滴红包"营销传播特点,探析移动互联网中用户分享行为的实质以及区别传统网络用户分享的内在心理诉求。     

春节红包仪式的“数字化”与“逆数字化”——基于NVivo12的扎根研究

新媒体时代,诸多传统节日文化习俗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纷纷开启了数字化的漂移之旅,但另一方面亦会因自身强大的文化根系而与这种趋势展开激烈缠斗。本文基于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进行的数据分析,通过扎根理论对数字环境下的春节红包文化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春节红包仪式的地方风俗、交际规则、伦理秩序及传统意义形塑了一种礼俗社会的文化秩序。面对数字技术的秩序重塑,春节红包呈现了数字理性与情感自觉的实践张力。对社交媒体数字红包的功能考量,以及个人化的选择偏好,最终导致了“数字化”和“逆数字化”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实践选择结果同时存在。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之间的激烈拉锯,恰恰揭示了人身上无法被文明理性进化所麻痹、抹除的情感道德,这为人们加速迈进全面理性保留了必要的回溯余地。     

基于社交关系的微信红包营销策略研究

近年来,微信发展势如破竹,在产品功能和服务信息上不断完善。本文试对2015年春节期间红极一时的微信红包的传播模式和营销模式进行分析,以期为当下企业营销模式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新媒体视域下微信拜年红包对春节文化的影响

微信红包自推出以来,凭借着微信社交平台强大的用户群,通过病毒式的传播方式,迅速发展。具有快捷性、娱乐性、互动性的微信红包依托新媒体平台,使用电子红包的形式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改变了受众的人际传播方式,从而促进新媒体技术和传统节日文化更好的融合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对当前微信红包火热现象进行研究。     

关于社交媒体微信红包营销的思考

腾讯公司在2014年马年春节推出微信红包.在羊年、猴年,微信红包携手春晚引发更多消费者的广泛参与.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微信红包营销现状进而总结其营销手段,在此基础上对微信红包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广播+互联网+N”用连接创造更紧密的受众社交关系

本文认为,广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本质就是一次与受众之间"社交关系"的重新构建。湖南电台通过"广播+互联网+N"的方式,尝试建立与听众之间更紧密的社交关系:声音IP的跨界连接;大型活动的超级连接;公益服务的情感连接;互动制造的爆款连接。     

社交新媒体在人际传播中的出圈——以“微信红包”为例

微信红包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的喜爱,收发红包已经成为大众人际传播的时尚。微信红包兴起是社交媒体基于媒介技术发展、媒介精准营销、文化熏陶和受众需求的共同结果。但其对人际传播的作用优劣参半,需要针对性地消除其在人际传播中的消极影响,帮助大众正确认识社交新媒体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     

“红包大战”参与者的行为与动机分析

社交媒体的繁荣带来了电子红包大战,"红包大战"的参与者包括平台提供者、发红包者、抢红包者、旁观者;"红包大战"参与者行为类型主要有:发红包、抢红包、索要红包、晒红包;平台提供者的动机是争夺用户,发红包者的动机是提升品牌、巩固社交、享受娱乐,抢红包者的动机是休闲娱乐、想占便宜、享受参与的快感、寻找春节的味道。     

新媒体环境下国际品牌的春节广告传播策略探析——以Gucci微信红包封面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广告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品牌进行跨国传播时,广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传播手段.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习惯及消费心理各有差异,因此品牌要选择合适的营销节点,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树立正确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并合理利用新媒体精准传播,注重广告传播的持续性,从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电子红包的传播学意义解读

本文将从电子红包的SOLOMO传播实质出发,分析移动互联网技术语境下的电子红包和作为社交场景入口、多屏联动中的电子红包使用情况,并运用"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传播的仪式观"三个经典传播理论分析后现代语境下的电子红包使用行为,最后将电子红包置于整合营销的理论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电子红包的场景传播实质,解读电子红包的传播学意义,并对电子红包的未来作出展望。     

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微信红包的兴起

2015年的新春佳节,腾讯旗下的社交型新媒介微信推出的应用——微信红包,以火爆的势头成为新年里最受欢迎的"新节目",央视春晚更是预见了新媒介的发展前景与腾讯微信合作,在春晚直播的过程中推出了由各个企业赞助投资的"春晚红包".传播媒介的创新对于受众来说是一种社交与传播方式的变革,而基于这种创新基础上的腾讯、央视春晚及广告投资方的合作,却是一种互惠共赢的行为.本文结合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传播优势与受众特性,从腾讯微信、央视、赞助商三个角度对微信红包的传播效果进行探讨.     

从法国“开门运动”看社交媒体的社会影响

本文以法国"开门运动"为例,以2015年11月13日晚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为背景,剖析出社交媒体能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发挥好媒介的示范作用,并利用好自身"裂变式"传播的优势对社会造成良好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并借此提出了对社交媒体充分利用"狂欢理论"后,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存在的隐患以及对网络公共舆论易被操纵的担忧。     

浅析“抢红包”的社交媒体思维

今年春节期间,爆发于虚拟网络世界中的"抢红包"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建立在Web2.0技术上的社交媒体,依靠人与人之间快捷的交流、便捷的沟通等方式,"抢红包"的游戏迅速地传播开来,甚至成了一场全民"社交"的公众现象。为什么"抢红包"遇到了"社交媒体"之后会变成一种"现象级"的公众行为?笔者从社交媒体的社交性、娱乐性和互动性、传播性等角度来分析,"抢红包"究竟诠释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思维?     

从春节报道看报纸“卖点”的走向

笔者认为,报纸的“卖点”,实质上是一张报纸所具有的能深深打动读者、能极大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与众不同的品性。当然,我们历来反对片面追求“卖点”,反对以低级、庸俗的东西去迎合少数读者的不良趣味,反对在浮躁、空虚的精神氛围中,虚掷光阴。但我们也同样不敢苟同漠视报纸‘卖点’的倾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卖点”是报纸拓展生存空间,不断把市场蛋糕做大的重要因素,因而,不但不该漠视,而且值得特别关注和倾心研究。 本文选择春节前后的报道作参考,来观察报纸“卖点”的走向,是因为这一时期…     

从“胡鑫宇案”看社交媒体中青少年的抑郁知识传播

社交媒体中胡鑫宇案的传播情况表明,当前青少年抑郁知识传播存在传播效果不佳、夹杂非专业内容、传播对象有待拓展等不足之处,建议在抑郁知识传播中要“去污名化”、专业化与通俗化并举、顺应青少年媒介使用偏好。     

互联网时代“二次传播”与议程设置的关系

为进一步探讨"互联网+"背景下"二次传播"与官方权威媒体议程设置的关系,为官方媒体选取受众欢迎的议题,且为正确引导网络中的舆论走向,通过内容比较分析法,选取奥运会、雾霾等热点事件,发现互联网中"二次传播"的话题与官方传统媒体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二次传播"越热的话题,就越有可能成为官方传统媒体的议题,反之亦然;成为官方媒体议程设置中的议题后,也会影响传播话题的舆论走向。     

嵌入社交网络的电视:从“内容”传播走向“关系”传播

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视角,对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电视传播与收视行为进行初步诠释,探索社交化媒介传播的环境中,传统电视转型的关系逻辑与结构性转变,力求从关系这一隐性角度出发,解释电视传播向虚拟空间转向延伸传播的变革性启示和影响。     

从“3Q大战”管窥网络心理战

"3Q大战"展现了网络心理战的真实图景,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本研究回顾"3Q大战"的发展历程,从军事的视角谈谈它对网络心理战的启示:聚焦受众需求、科学拟定信息、整合媒介资源、多元评估心战效果。     

试论主流媒体互联网传播方式下的传播价值评价

当前,互联网对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承担着舆论引导与新闻宣传重任的主流传统媒体,面对互联网传播的时效、便利、可选择、可持续的"四大"特性,如何进行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重构主流传统媒体的价值体系。本文通过认真分析、对比传统传播方式和互联网传播方式对主流传统媒体传播价值评价体系的影响,探讨主流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传播下如何围绕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自觉融入与主动"改造",获取最大最优的传播效果。     

从“马航事件”看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

本文通过对我国和西方媒体关于＂马航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媒体在本次事件中暴露出诸多局限,如缺乏＂独家消息＂、报道过度煽情、谣言大行其道等。并对产生这些局限的原因进行反思,探讨我国媒体应如何提高国际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