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传播“内外有别”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内外有别”是我国对外宣传领域一个约定俗成的原则。历史上它对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工作起到过积极作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和我国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给这一原则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外有别”的具体内涵、“内外有别”在现时代受到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寻求这一原则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既要“内外有别”更要“内外一体”——对我国对外传播原则的重新审视

"内外有别"是我国对外传播从业者、教育者和研究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则,在我国对外传播历史上发挥过,并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对这一经典原则误读与曲解的现象比比皆是,带来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作用,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整体效果。通过分析"内外有别"的现实局限性,结合我国对外传播的客观现实,指出对外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内外有别"阶段,而应迈上"内外一体"的高度。     

论新媒介环境下的“内外有别”传播原则

作为长期指导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内外有别"近年来受到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构建的新媒介环境的挑战。论文分析认为,"内外有别"对外传播原则的本质是以受众为本。在新媒介环境下,"内外有别"对外传播原则并没有过时,在国际传播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对外传播不但需要提倡和坚持"内外有别",更需要进一步细化为"外外有别"。     

外宣“内外有别”原则：地理与心灵的辩证法

1978年以前的外宣工作,追求的是超验的"内外一体"的宣传目标,超验的"内外一体"理念根植于"指令经济"制度,而非计划经济制度.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外宣传工作开始向"内外有别"原则回归,在制度设置上奉行"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本时期计划式外宣的可行性在于,中国社会具有与计划手段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可靠性在于,借助地理上的"内外有别"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接受反应,从而实现对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向"内外有别"原则提出了挑战.     

"内外有别"原则的传统、困境与未来

"内外有别"原则作为我国对外宣传的经典原则之一,长期以来在外宣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如今,"内外有别"原则受到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挑战,同时也带来改革契机."内外有别"原则应由传统的外宣范式转化为跨文化传播范式,注重"外外有别""传者有别",以文化为传播的重点途径,以实效性为根本检验标准,继续指导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     

自媒体时代,对外文化传播的非政府路径探析

自媒体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形成多元化新格局搭建了平台,并使民众成为文化传播新主体.坚持平民立场的对外文化传播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宣传,更容易以平等姿态和人文意蕴为国外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只有坚持文化平等、互敬、互惠原则,才能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进而改善以往国际形象和异质文化的认知偏见.传播手段、内容的创新和主体多元化协作机制探索应成为当前我国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能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思想源流考察

文章分别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承继、拓新、变迁主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传播思想的考察,文章认为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的演进路径,演进过程遵循相互渗透、补充完善而非前后替代的逻辑,体现出党的对外传播从思想的武器向文化自觉、自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形成及演进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应国内国际局势变化,适时革新对外传播实践是对外传播思想演进的根本动力.     

二十年来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理念嬗变初探——以中央电视台为例

在国家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化软实力传播的大背景下,电视对外传播在整个对外传播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以整频道形式开展对外传播的历史不长,但在20年间,电视对外传播取得了突破式进展,尤其在理念方面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集中体现在指导理念、制作理念和落地理念方面.     

对外军事培训中我军先进军事文化传播的实践与路径思考

新形势下,对外军事培训已经成为我军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分析,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在对外军事培训的传播工作还面临着传播对象研究不够深入、传播内容选择不够自信、传播方式运用比较单一、传播主体参与不够等诸多问题,为此本文从正视受众文化差异,构建开放课程体系,建设先进制度文化,立足多元文化载体,开展文化互动活动等方面探讨了我先进军事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并据此提出了开展先进军事文化传播的主要原则。     

谈对外宣传中的“内外有别”

对外宣传工作,是联系和沟通海内外、国内外的纽带和桥梁. 中国要走向世界离不开对外宣传工作,而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就不能不掌握其内在特性。“内外有别”的原则是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特性。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内外有别”是客观存在对外宣传必须做到“内外有别”,这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客观存在。     

对外出版汉译英翻译的若干思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出版翻译工作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影响着文化信息的选择和转换,更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流量和走向.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工作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承担起重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对外传播视角下,对外出版汉译英中翻译工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希望能为我国对外传播中对外出版汉译英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对外报道中“两级传播”策略的运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对外传播与西方国家仍有着较大差距。本文尝试将“两级传播”理论运用到对外传播领域,以期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报道水平有所借鉴。     

中国对外电视传播事业简述

对外电视传播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宣传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分阶段阐述了我国对外电视传播发展演变过程,以说明现阶段我国对外电视传播事业正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我国典籍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 ——以《宋明平话选》为例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与我国现当代文化的源泉,典籍的对外翻译传播出版必然成为我国提升国际形象,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典籍的对外翻译出版传播必然涉及我国固有意识形态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并由此对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文本的接受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杨氏夫妇译介的《宋明平话选》,指出典籍外译中译者必将受到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双重审查,从而阐明意识形态在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

中国是文化典籍大国,但远未成为文化典籍传播强国, “互联网+”时代为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模式.了解“互联网+”时代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的特点,继而探讨互联网对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带来的影响,析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策略,最大范围内实现对外传播效果,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文化典籍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论我国对外传播的生态环境

考察我国对外传播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国对外传播的传统问题。本文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外生态环境（国际）、内生态环境（国内）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使西方强大的软硬势力和使我国不断发展的良好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传播实力的差异。     

新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体对外传播话语的演变与探索

当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社会各种声音杂乱交错,多级地域、多元文化交流互动愈加频繁,民间声音的表达权和传播权日益被重视,尤其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从“跨文化”到“转文化”的文化传播新模式,也带来对外传播话语的深层次演变,对我国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争夺对外传播话语主动权,提出了新的改变与启发。本文从中外文化交流、共情能力开发、创新性表达等角度分析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话语转变方面的新趋势和新探索,以期创新对外传播话语表达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从宣传概念演变看我国对外传播的理念革新

本文从梳理宣传概念的起源、宣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应用及西方人对宣传的负面认识、战后学者们对宣传的再研究和现代宣传概念的提出入手,总结现代西方人对宣传的抵制态度,提出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必须改变观念,消除对外传播中的宣传色彩,注意平衡报道原则,以彰显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军队对外形象传播探究

文化和形象对外传播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军队对外形象传播是国家对外形象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维和、联合军演、     

中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本文从对外传播相关概述入手,对我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探析了我国网络媒介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以促进中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