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书评谈起

(一) 最近读到一篇书评,是关于《图书馆工作概要》一书的(见《黑龙江图书馆》1981年6月第1—2期合刊)。我也看过这本书,它确是一本简明的较好的图书馆学基础知识书。读了书评,又有所启发.只是感到书评中的某些说法,正是对此书大加赞赏的地方,而并不符合原书的本意。如书评认为,此书是“比较‘新’的”,“新”的“最明显的一点”,     

赞“百花精神”

批评不是目的。批评带来了一种精神,产生了一股力量——百花文艺出版社接到本刊转去的湖北王名超同志的《评〈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一文后,他们没有斤斤计较某一条批评词语的得失,而是立即派了责任编辑,专程从天津到武汉,向书评作者当面致谢,并进一步听取关于此书的修改意见。——为了听取一位不识名、未谋面的读者的意见,千里迢迢,不辞辛苦,不计旅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如此对待来自读者的批评,也不妨称之为“百花精神”吧。“百花精神”绝不仅止一家出版社。例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接到甘肃岳维忠同志的《评(教师百科词典)历史条目》一文后,总编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本刊编辑部,表示接受书评意见;同时,专函向书评作者致谢,并寄上新近出版的《二十世纪历史辞典》一部,请提意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编辑室致函本刊:“请代向作者转达我们的由衷的谢意。”     

当前书评八弊

《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2期上,发表了奚椿年的文章,提出当前书评工作中存在八个弊病,值得注意;1.过甚其词。这类书评对所评的书总是作过份夸奖,以拔高书的质量,力图使读者相信这确是一本“不朽之作”,实际上是评者不相信读者的理解力。2.复述内容。有的书评名为“评”,     

艺文情趣——我所认识的“书话”境界

书评自有书评的威力,书话则有书话的魅力,两者的境界应是不很相同的。前者《书评研究》栏的作者们已经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于我则可以暂且搁下不谈,关于“书话”我倒很愿在此泼墨了。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为“书评”和“书话”这两种文体作一科学的界定,那么,有关     

我国书评学术的新创获——三部新版书评论著述评

近两年来,我国出版界的一位资深编审和高等学校的两位讲授书评课程的学者先后出版了他们的书评理论著述,那就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徐柏容编审著的《书评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北京大学孟昭晋教授编著的《书评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和安徽大学徐召勋教授主编的《书评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其特点是作者们都力图用章节式版块来构建书评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而全面探讨书评历史和发展、书评理论和方法、书评写作和工作的学问,甚至有志于奠立整个“书评学”的学科地位。这些著述的作者们各以自己的学术素养和书评实践,殊途同归,共同思考着书评的学术问题,自觉地为当代中国的书评事业添砖加瓦,其精神是可嘉的,成果则是极其可喜的。 分析这三部书的书名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三书书名分别由“书评”、“学”和“概论”这三个词排列组合而成,以致于稍一不慎即     

漫谈一本“绝作”

我想写一组《我心目中的“绝作”》系列书评,给《中国图书商报》写了第一篇后,发现报纸的篇幅限制太大,所以现在这第二篇只能移到刊物上来。由于换了地方,故而对“绝作”一词又须解释几句。 我心目中的“绝作” 当然指写得很好、很有价值的书;但不一定是天下最好的书,更不一定出于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之手。它的“绝”,主要是指“不可重复性”,即此书不但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而且作者本人也不可能再写出这样一本来。另外,我深知自己对“绝作”的解释是经不起反驳的,我之所以这样来称呼一些著作,是有很大的主观感情色彩的,因此,请读者不必较真。招呼打过,言归正传。 这一次要谈的“绝作”是     

书评史料两则

书评史的史料范围是很宽泛的:各类书评、书评家、书评团体及出版物、书评研究文字等,对于书评史研究都是珍贵的资料。现简要介绍中国近代两种书评刊物: 1.《书报介绍》《清华周刊》是北京清华学堂自1914年3月起编印的刊物。《书报介绍》是它的“副刊之二”。该刊第18期《致读者》谓:“近十年     

愿协助《评论》改进文风

欣悉《中国图书评论》决心改进文风,今后要多刊发用散文,随笔小品等文体写的评论文章,要求作者只评一部书的个性,有什么新颖之处,有何创见,同时要写得让非专业读者也爱读。这些意见,可谓先获我心。窃以为,《评论》这种选稿方向,既体现了“书评”的美学要求和社会功能,又吻合了当今被商品经济浪潮弄得精神疲惫不堪的读者群体的心理欲求。过去,雄踞于书评刊物上的那些四平八稳、毫无文采、感情苍白的教条式     

书评还是广告——谈作者为自己的书写书评

最近,读到了某先生的一篇书评《弘扬民族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读〈中国文化集粹丛书〉》,文中说:作者“穷日夜之力”,通读了《中国文化集粹丛书》后,“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欣然命笔。书评写得洋洋洒洒,极富文采,很有几分鼓动性。在这篇书评的感召下,我找来了这套15篇、19册的中型丛书,也“穷日夜之力”,通读了一遍。掩卷之余,确感获益良多,这套丛书,一如文作者所言,“内容丰富,浅而不俗,深而不艰,是一套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图书”。 然而,在捧读此套书过程中,却没有通常阅读到一本好书时那种由衷的畅然之快,反而不时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这套丛书的《明耻篇》和《薪传篇》二书的作者正是文作者某先生。读着书,对照着书评,我们不禁要对这位先生的写书评的意图产生疑问:这篇文章,到底是书评还是广告?写作此文的本意是推荐还是推销? 我们知道,书评,尤其是推荐性书评,担负着介绍图书主旨,客观的评论图书的优劣,以指导读者阅读,进而起到引导大众阅读倾向的重任。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即书评作者的身份。按说,这似乎不应成其为问题,书评作者自然应该是此书的读者,而不是此书的作者。不论是专门的书评作者还是普通读者,     

书评实践与书评观的启示——读戴文葆书评集《新颖的课题》

年初得悉戴文葆同志将所撰书评集纳成书即将出版,便厚颜向京中出版界友人函索。翘盼中收读以《新颖的课题》为名的书评集,真有“好书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之慨。将这本书评集题名为《新颖的课题》是十分贴切的,将这本书称为新颖的书同样是很恰当的。一位为人作了一辈子嫁衣的编辑出版一部自己撰写的书评集,眼下不是孤例,也属罕见,你能说不新颖么?但如仅作如是观却未免又失之肤浅。其新颖之处更在于这部写于三个不同时期的书评集     

王建辉与书评

王建辉1957年生，编审， 历史学博士，现任长 江出版集团董事长。1982年起从 事出版工作。曾获全国首届优秀 中青年编辑、百佳出版工作者称 号。他不仅是编辑了一批很有影 响的优秀图书的出色的编辑家， 而且，还是著有《新编辑观的追 求》、《名流随笔》、《文化的商 务》、《王建辉自选集》等著作 的学者。他对书评更是情有独 钟，出版了《书评散论》、《人在 书旅》、《思想的背影》(书评文 录)等。他是一位有实践、有理 论，名副其实的书评家。 王建辉对书评不仅钟情，而 且十分勤奋。他2001年2月14日 在《思想的背影》后记中说： “我想借这部小书替自己的书 评作一个总结，同时因为工作转 移需要开辟新的领域，且和曾经     

徐柏容关于编辑、书评的信（八封）

一 毛鹏同志：非常感谢您在课题研究忙碌中给《书评学》赐评。这是一篇很有理论深度的书评。将我拉杂漫笔涉及的一些粗疏认识,钩玄提要,一语道清,实在钦佩。可惜无法再冠诸册首,否则不仅于读者有益,也会为拙书“增光添彩”。     

报纸书评的立场与风格

我国的报纸书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兴盛一时。1935年7月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特辟书评专栏，得到当时众多书评家的支持，这成为《大公报》副刊的特色栏目，也成为书评栏目中的“翘楚”。新中国成立后，书评常常是报纸副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很少能够“一以贯之”；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书评只是政治的传声筒、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当代，《南方周末》的《阅读》、《汇报》的《书缘》、《新京报》的《书评周刊》等都拥有了定期的专栏，总结其经验、探讨其不足，对于繁荣书评，营造“书香”社会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震撼美国文坛的《中国男人》

《中国男人》(China Men)的作者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是70年代以来崛起于美国文坛的一颗新星,这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获得美国大众读者和专业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成为美国书市的畅销品,她于1976年出版的《女战士: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生活的回忆》,获当年“美国国家书评圈奖”,1980年出版的《中国男人》获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圈奖”,并获“普立兹奖”的提名,1989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猴行者:他的伪书》获当年“美国笔会小说奖”,根据一些美国文学评论家的意见,汤婷婷的作品是“尚在人世的作家中作品在大学被讲授得最多的一位”。她的《女战士》被许多大学列为大学生必读材料,许多高中也在讲授她的作品。近些年来,她的作品不仅成     

“眼高手低”说

一日,我的一位爱好写点书评的朋友来访,愁眉紧锁、情绪颇低。问其故,告曰:最近写了一篇书评,评的是一位目下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的一本新集子,书评除了对作品的肯定之外,还对其中的几篇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意文章刊出不久,编辑部转来了那位青年作家的信,信中对评者大发脾气,结尾用轻蔑的口吻讥笑道:“眼高手低!”听完朋友的怨诉,我倒轻松起来,对朋友说,你该高兴才是,他不是在恭维你么?评者所求只在“眼高”,而不在乎“手低”,他的讥笑不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你的作用么?我朋友恍然大悟,终于露出了笑容。作者与评者的关系,历来有人摆不正。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云:“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呵     

拒绝书评

胡鸿杰在2010年第6期《档案学通讯》撰文道：前些日子一位学界老前辈来信,说打算为我们刊物写一篇书评。这事要是放在过去,像他这样的“大腕”,客气的话打个招呼告诉你“投稿”,不客气的话就该直接告诉你准备放在哪一期甚至什么位置了,但是,现在已经“俱往矣”……因此．我毫不犹豫且非常客气地告诉他,我们的刊物不登书评。     

浅谈加强书评导向之“三性”

何谓书评?顾名思义:就是指对图书的评论。这说文解字般的定义对否?翻开《辞海》,书目、书序、书学、书品、书谱、书传……却唯不见书评。据有人考证: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书评,孔子评《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评过《离骚》,曹丕写过《典论·论文篇》,朱熹集注过《四书五经》,金圣叹批点过六大才子书。然     

书评家萧乾

萧乾(1910-1999)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书评家。他对中国现代书评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书评理论。《书评研究》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就奠定了他中国现代书评理论家的地位。《书评研究》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1933-1934)写成的毕业论文,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这只是一本不到两万字的     

《圣经》的宗派版本

梅叶《遗书》中译本第一卷第242页有一条从俄译本来的注:“《智慧之书》——圣经中的一书,相传为古代以色列和犹太国王所罗门所作。”接着有一条中译者的按语:“此书在圣经中译本及英译本中均未收入,在俄译本中则译载了。”这个按语错了。当时曾写了几千字,讲基督两大宗派的圣经版本,交给一个讲翻译的小型刊物。三审两传,到了“文化大革命”,原稿自然没有着落了。最近     

探索现代信息检索的理论架构--《现代信息检索》评述

最愉悦的阅读情形之一，是一个你非常喜欢的领域中数十年没有特别精彩的作品后，突然被你读到一本标志着突破的书。这时你可能被释放出一种“情结”，发现你对某一理论领域数十年的依依不舍的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值”。最近我就体验了这样的读书愉悦。今年4月一次会议上，王知津教授送给我一部《现代信息检索》。这部由计算机专家编写的检索理论专著，立即以其近乎完美的结构吸引了我：信息检索的理论，还可以这样写!信息检索曾是情报学领域内最引人入胜的领域之一。1984年兰开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被翻译出版后，整整一代情报检索理论家成了“兰迷”。连我这样不搞检索的人，也深深受其吸引。20年过去了，如王知津教授所说，“有那么一大批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信息检索的领域里，对信息检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绩固然不菲，只是从一个喜好检索理论的旁观者的角度看，尽管新的论著无一例外地论及网络信息检索，但它们并没有将网络时代信息检索理论的新成就完美地组织到新的体系中。我甚至怀疑，如同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成为绝唱一样，兰开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也无人可以超越了。直到读到《现代信息检索》，我才发现对这一领域的长达20多年的期待，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因此，我有些兴奋地向信息检索研究者与爱好者推荐王知津教授关于《现代信息检索》的书评，分享王教授和我体会过的阅读快乐。王教授的书评《探索现代信息检索的理论架构》是在原书“译者序”基础上写成的。《现代信息检索》是计算机专家所写的书，其立场对图书情报领域的读者也许有些障碍。这部书评中没有评论这点，出于译者对本书的喜好，完全可以理解。好在书评的后面是很有针对性的导读内容，它们对于图书情报领域的大多数读者，将会有很多帮助。。本期的另一篇书评出自一位新手，所评之书是一部多年前译出的论著：Arms的《数字图书馆概论》。所选理由除了所评之书同样是讲技术，同样是译书外，主要是我从书评中读到了作者的兴奋：被自己的阅读发现所激发的评论的兴奋。据说作者的学科背景是历史学，一位学历史的基础图书馆员，能如此激情地“悟”着有些枯燥的数字图书馆，我以为有些难得。评者的有些感性的阅读固然不能取代理性的思考，但在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并略为放慢其前进步伐之时，或许适当地“感性”也不失为激发我们寻找新的突破口的一种方式。《数字图书馆概论》的书评已出现过几篇，是好书，多评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