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古代文论命题

"命题"作为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基本方式和构成古代文论思想理论的基本因素,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命题凝聚着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但在近百年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却很难找到命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因而,命题作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亟需展开的课题,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论命题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而经学与文论命题之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经学是古代文论命题的生成渊源,最早的文论命题就诞生于经学元典,之后经学家的释经著述提出了大量的文论命题,促进了文论命题的发展壮大。其二,经学影响了文论命题以"论述性"为主的学术特征。文论命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描述性命题,二是论述性命题,并以论述性命题为主流。论述性命题"以论为本"学术特征的形成,主要受经学的影响。因为经学作为一门理论研究性学术,主要运用论证性的理论化语言表述思想观点,出自经学以及受经学影响的文论命题都具有论述性的学术特点。其三,文论命题的价值意义受经学影响。一方面很多经典文论命题因其内涵受经学影响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很多受经学影响的命题因其在古代文论的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学术特征之影响

按照学理,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以抽象思辨、理论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性学科,应该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其理论,应该运用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分析论证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用论证性文体来建构其理论,这样才能体现出以"论"为本色的学术特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论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和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并严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走向当代。事实上,古代文论并不缺乏"论"的学术特征,只是目前尚不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形成这种学术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经学。经学对古代文论的"论"的学术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二是逻辑论证的表述方式,经学关于文论的表述,以逻辑论证为显著特点。三是理论性文体的运用,一方面经学元典中"要言"、"语录"式文论文献从文体形式上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经学家阐释文论问题所运用的"论"、"序"、"书"及"诗话"等文体,都体现出了突出的理论性特点。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存在的问题透视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自身的特殊性增大了其教学难度,教学中对于文论元典的重视不够,教学中＂史＂、＂论＂脱节,教学手段和方法陈旧而缺乏特色等三方面是当前我国高校在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中存在着的突出问题,为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注意采取重视文论元典著作在教学中的作用等对策。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体系建构: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空间的开拓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辉煌成果,迫使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必须向体系建构的方向发展.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具有零散性特征,但零散的理论形态中又存在着潜在的理论体系.如何将古代文论的"潜体系"建构出来而成为"显体系",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     

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的发展流变状况进行宏观考察，围绕文论与经学之间既有疏离又有牵合、既有逃逸又趋复归的变动关系进行探析，可以见出，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自觉的时代”，乃是整个文学与经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整合阶段。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

几十年以来,西方文论多用于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从文化解读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活力显然不足,怎样增进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题。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语言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以实现两者间的进一步融合沟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关系。     

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实践与影响

杜预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具有丰富的儒家文艺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促进西晋简约清新的赋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东晋玄言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批评机制与理论价值

选本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选本批评在理论层面上有三种形态,即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点和选者的选文;选本批评具有两个理论特性,即直接阐述与间接领悟相结合,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观念的外化和载体,文学发展的总结和见证,文学流播的媒介和途径。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谈

古代学课的改革可分为两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以作品为主。应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和其中的人性表现；教学形式上应采用启悟式，培养学生对美的感悟能力和对作品内涵的把握分析能力。     

中国古代公文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古代公文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出发点或证明具体观点的论据。这不仅使公文思想深邃、富有内在张力,也使儒家政治伦理和实践理性得到传扬。作为临民治事工具的古代公文与作为儒家思想具体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典相结合,成为“治统”与“道统”有机结合、互相补益的最佳诠释。     

宋儒对于王通续经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唐及北宋前期,士人对王通续经非常推崇,认为王通续经有存道之功,继承了孔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王通之学开启了唐治。王通续经所采辑的内容,是两汉、六代之史事诗文。从北宋中期开始,士人越来越倾向于将三代理想化,而将汉唐作为与三代相对立的负面典型,因此,士人开始批评王通续经。南宋中期,儒学诸派之间因为对"道"的不同认识而对汉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进而对王通续经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陈亮和叶适因推崇汉唐而极赞王通续经,而朱熹、陆九渊等人却因否定汉唐而对王通续经颇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