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诗人误读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原因及后果

由于20世纪，特别是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革命的浪漫时代，新诗诗人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很容易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因此浪漫主义思潮流行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成为对新诗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外国诗歌流派。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浪漫主义诗歌本身，也源于新诗诗人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新诗诗人夸大了浪漫主义诗歌从抒情内容到体形式上对传统的颠覆作用，特别是夸大了诗人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和诗体方式的“自由性”，助长了新诗诗人在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上对“自由”的过度追求，特别是误以为诗体的大解放是浪漫主义最显的一个特点，严重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     

从“朦胧”说起：新诗“晦涩”审美价值观的诗学辨识

20世纪上半叶,“晦涩”作为新诗的审美价值观,其诗学内涵是立足新诗本体并伴随新诗现代化探索而逐步彰显的。“朦胧”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观念,初显于李金发诗歌的“别开生面”;在从“朦胧”到“晦涩”的诗学论争中,穆木天倡导“纯诗”空间,赋予“晦涩”以本体意味的审美价值认同;及至袁可嘉取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诗学框架内辨析新诗“晦涩”成因,“晦涩”作为审美价值观的现代内涵更加明晰,成为确认新诗现代精神与艺术价值的审美尺度。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

中国新诗以反传统为其肇端，外国的诗歌资源是现代新诗人的锐利武器，新的诗歌理念、形式、手法等都给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新气象，新诗之“新”便体现于此。而中国传统诗学留给五四新诗人们的也决非一种历史包袱。他们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惊叹于二者的美丽，而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偏向于从西方诗学中汲纳创作资源。考察新诗人群体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既难舍也难归依的复杂心路历程，可知隐藏在“西化”外表下面的这些诗人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顾与潜性发扬。     

朱光潜诗学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朱光潜诗学对中国新诗建构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朱光潜认为新诗的问题：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不同,是视野、感觉方式和想象方式的差异等更为内在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深入考察了构成诗歌“宇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抓住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梳理诗歌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区别,并从其音与义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这个诗歌体系,不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而且有相当的历史感,其中西汇通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堪称诗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朱光潜的诗学超越了“局内人”的视野,从学理上回应了中国新诗变革中许多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美国意象诗的他山之石

20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中崛起的意象派诗人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与他们的诗学原则颇多吻合,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翻译、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这场中国古典诗歌热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新诗运动的蓬勃发展。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论梁宗岱诗学中对诗歌形式的探索

曾游学欧洲的梁宗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与此同时,梁宗岱还针对当时新诗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而提出了自己对新诗形式上的看法。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不仅有着到西方象征主义痕迹,也包含着他本人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认识,文章主要从诗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诗歌的音乐性和诗行构建以及诗歌形式的"真"这三方面阐述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新诗的探讨。     

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

中国新诗以反传统为其肇端 ,外国的诗歌资源是现代新诗人的锐利武器 ,新的诗歌理念、形式、手法等都给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新气象 ,新诗之“新”便体现于此。而中国传统诗学留给五四新诗人们的也决非一种历史包袱。他们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惊叹于二者的美丽 ,而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偏向于从西方诗学中汲纳创作资源。考察新诗人群体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既难舍弃也难归依的复杂心路历程 ,可知隐藏在“西化”外表下面的这些诗人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顾与潜性发扬。     

论傅东华《诗歌原理ABC》的命题建构、逻辑进路与时代价值

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BC》是其诗学观的具体呈现,该书围绕着诗的产生、诗歌情感、诗人的想象几个核心要点,详细讨论了诗歌的生成过程,是“五四”以来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诗学著作,对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学界对傅东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文学翻译上,相对忽略了他作为文论家的现代诗学实践。事实上,《诗歌原理ABC》既是西方诗学体系的东方实践,也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承续,更是傅东华对现代新诗深刻思考后的诗学尝试。尽管部分学理逻辑不够成熟,诗论体系还相对简略,但却对“幼儿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百年中国长诗经典》出版

据《文汇读书周报》消息,由诗人海啸主编的《百年中国长诗经典》日前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囊括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发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20位诗人的代表性长诗,全书分为“故宫”与“绝唱”两卷。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中,如此大规模推出长诗选本尚属首次,为读者提供璀璨、壮观的诗歌画卷,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部具有诗学性与客观性、权威性的诗歌史档案。     

回归传统:20世纪50年代诗学的格律化趋向——当代新诗形式讨论中的诗学问题

20世纪50年代，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回归中国诗歌传统，重建新诗格律，是这期间集中关注的诗学问题。本在系统梳理这期间有关新诗形式问题的几次重要讨论的基础上，对讨论中有关新诗格律问题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宗白华小诗创作风格与诗美观念初探

作为20世纪的初中国新诗运动的“殿军”，宗白华的小诗意象新颖，风格独标，其中活跃着自然生命的感悟，宇宙万象的体会，既有理智的清醒与深邃，也有情绪的纯真与感动，传达了诗人的人生立场与生命情怀，而以明激的理性引领创作实践，是宗白华较一般新诗诗人优越的地方，他关于“形”“质”不分的新诗艺术意境创构理论，以及对于诗人人格的修养要求，体现了辩证的艺术精神，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得要影响。     

从“唱”到“说”——论朱自清新诗音乐性观念的转变

朱自清是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诗人、诗歌理论批评家,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倡导者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起,朱自清历经了对新诗乐曲性有无的考辨,到抗战后对朗诵诗作为"听的诗歌"的意义寻求,直至40年代倡导新诗该采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其语言形式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唱"到"说"的转变。在这转变的背后,朱自清阐明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的日常说话,它应该是"比嘴里说的丰富些,而且该不断的丰富起来"的精粹语言。     

建设新诗格律 倡导格律体新诗——“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共同主办的“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至2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这是一个关于诗歌和诗学的小型高层研讨会。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教授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黄淮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知名诗人和诗学研究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结合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探索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问题。代表们在会内会外充分地交换意见,力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上海《文学报》和浙江《诗评人》等也派专家参加了会议。     

论20世纪中国新诗的政治维度

由于特定的历史情势,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和难以“割舍”的纠缠关系.在不同时期,这种关系显现出并不相同的面貌、特征和取向.本文着眼于20世纪新诗进程,并没有全面论述新诗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只是从二者发生关联的“缝隙”处,探讨政治之作用于新诗创作及发展的“另类”风景,新诗对于政治影响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革命诗歌的幽婉情调、现代主义的政治内蕴、政治抒情诗的“异质性”、“叛逆”诗学的政治特点、底层写作的政治性限度与可能等.     

新世纪文学八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出路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21世纪本该诞生世界级作品的中国新诗,却陷入粗鄙化的泥潭。本文通过叙述新世纪近八年诗歌堕落与挣扎的轨迹,反思中国新诗,寻找现代中国诗歌的出路。中国新诗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断的"断裂"中抛弃了传统,同时自身又没有沉实的诗学理论研究,中国新诗成为文化孤儿。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诗要重生,就必须重建与传统诗学的联系,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     

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诗歌译介:中国新诗的呼唤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一场新"文学革命",中国文学迫切需要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国新诗应运而生。中国新诗大量借鉴了国外的诗歌形式,本文通过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译介的分析,说明对国外诗歌的翻译和中国诗人自身的创作是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     

戴着镣铐的前行——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从有着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发展而来的,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延缓了新诗的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新后,诗界开始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求出路。20世纪后期诗歌回归其本质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探寻。     

断裂转型后的新诗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生态简论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交困下而产生了质的突变,中国新诗发展出现了断裂的局面,诗歌从中心走向边缘,诗人受到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冷落和寂寞。面对诗歌生态的巨变,诗人队伍严重分化与解体,诗人的诗写态度、诗写观念、诗写内容的全面转型,断裂转型后的中国新诗遭遇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尴尬与危机,由此关于新诗的反思也悄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