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近情绪的性质"--叶公超新诗形式建设观念初探

叶公超是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批评家.他根据T·S·艾略特的传统观,论证了格律形式对新诗建设的必要性;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调"特性,叶公超认为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情绪的性质",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他从节奏、和谐、时偶与均衡等方面提出新诗形式建设的基础.他的新诗批评对于澄清当时新诗观念上的混乱,促进新诗的形式建设有重要意义.叶公超研究至今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切近情绪的性质”——叶公超新诗形式建设观念初探

叶公超是活跃于 2 0世纪 30年代的重要批评家。他根据 T· S·艾略特的传统观 ,论证了格律形式对新诗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调”特性 ,叶公超认为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情绪的性质”,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 ,他从节奏、和谐、对偶与均衡等方面提出新诗形式建设的基础。他的新诗批评对于澄清当时新诗观念上的混乱 ,促进新诗的形式建设有重要意义。叶公超研究至今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的创作及其外来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成为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以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用全新的艺术视角观照自己深切关注和亲历的现实生活,以更加新颖独到的表现手段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价值,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独特的“战时风景”。从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明显地见出深受西方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荒原意识”、诗歌观念和词语及形式等方面。     

试论九叶诗派的诗学理论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建设

鲁迅在他的许多杂文、书信中经常有关于新诗建设的精辟见地和批评。在“民七的新诗运动”中。他与新诗的创导者一起,亲自参加新诗的创作实践。在20年代中期,他还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本文就鲁迅诗论、诗评、诗作三个方面对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浅论《荒原》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

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第一次大的冲击波,许多现代派诗人受到它的影响。诗人卞之琳写于30年代早期的诗歌明显带有《荒原》的影子,无论是思想意识,审美观照还是艺术手法都深得《荒原》的熏染。西方的影响结合中国诗歌传统,促使卞之琳写出具有中国味的现代派诗歌佳作,为中国现代诗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普鲁弗洛克情歌》看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

艾略特的诗歌被奉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早期诗歌以他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情歌》为代表,展现了艾略特对诗歌创作的敏锐把握和天赋。艾略特在这首诗中向读者传达了"非个性化"理论的观念,为英美新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校园诗人穆旦

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及其作品在充满现代气息的西南联大与穆旦相遇了,并给他带来了现代的诗学观念。由此他以校园诗人的身份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行的探索,自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他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力图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品格。这种保持使他陷入了无比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作为校园诗人,他以他的痛苦人生推动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论中国新诗合法性遭遇的观念危机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至今,不仅广大的读者（批评家也是读者）,而且新诗的写作者们,也对中国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由来已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诗遭遇的诗歌观念危机。古典诗歌的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以足够的坚实性和力量,成为人们认知诗歌的普遍意识,成为人们观察诗歌的世界观。新诗的观念至今含糊不清,使人们愈来愈难以把握新诗的评价活动,因此,新诗在迈进现代之后的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成为新诗的一个重要的关学使命。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李金发的象征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创作的象征诗 ,扩大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表现领域 ,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无疑是推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传播最力的诗人之一。对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观照 ,既可使我们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也可对其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试论王闿运的《周甲七夕词》

王闿运的七夕诗突破了历代七夕诗的传统节日文化的题材范围,其创作实践表征了王闿运从传统向新变的突围。七夕诗系统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诗人的人生遭际。其七夕诗婉转自然、沉郁典雅的艺术风格又体现了他诗歌艺术的另一种审美追求。     

从绘画与音乐角度读解《琵琶行》

白居易既深于诗文,又雅擅丹青,妙解音律,故所作诗章,多富于绘画性与音乐性。文章通过从构图、色彩、用韵等绘画与音乐角度的深入考察,有力地证明了白居易的诗富于绘画性与音乐性的鲜明特点,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有所帮助。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卞之琳集诗人与翻译家于一身.其创作迥异于以往的“滥情”诗风,以“智性诗”一改中国新诗面貌;诗歌翻译则选择了许多外国的抒情佳作.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构成了卞之琳文学生活中“情与理”的协调和互补.当然两者并非截然二分:其诗歌创作有“冷凝的抒情”,诗歌翻译也不乏智性的诗作.智性与情感的和谐统一,使卞之琳的创作与翻译互补共荣,共同构成他瑰丽辉煌的文学事业.     

试论杜甫客居陇右时期思想意识的新变

杜甫客居陇右期间,思想意识发生新变。诗人的目光从社会的理性转向个人的情感层面,情绪由慷慨激昂转向苦闷低沉,态度从积极进取转向冷静省思。对理想的理性审视,引发了对君臣观念的深省;对归隐的认真思考,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同时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力于诗歌表现形式的探索,并由此带来审美情趣的变化。     

“90年代诗歌”:问题与遗产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歌处在复杂的大变局中,既是危机亦是重新清理现代汉语诗歌观念、诗歌功用价值等,以求寻求突破的转机.然因为过度放大经济社会对诗歌的压抑、过度关注诗歌和诗人的"边缘化"现实处境,导致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界对生长出的诸多诗学本体命题思考不够.关切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面对90年代的诗歌遗产,重新审视"边缘化"、"个人性"等命题,处理好诗歌发展的"常"与"变"、"体"与"用"、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关系.     

论清末民初女性词创作的转型——以吕碧城词为中心

吕碧城是清末民初著名女词人,身处在新旧嬗递的社会转型时期,受时代风尚、文化思潮以及个人生活遭际等因素的影响,其词作始终坚持女性文学创作立场,于词学意识观念、题材表现范围、词风意境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样貌。吕碧城词的新变,体现了清末民初女性词在中国文学近代转型时期的新发展、新视野。     

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崇高是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毛泽东诗词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美,主要表现在它描绘了一幅幅时代风云的壮丽画卷,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凌云壮志、远大抱负、坚强意志、不屈精神、必胜信念、雄伟气魄、豪迈气概和冲天豪情,具有雄阔的意境、顶天立地的形象。毛泽东诗词能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美,主要由于诗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他所代表、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诗词必将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受到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喜爱。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