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诗遗说》考述兼及举误

《三家诗遗说》是冯登府在完成《三家诗异文疏证》后,从异义方面开启的三家《诗》研究新方向,是其晚年的总结之作。无论是冯氏的原文还是李富孙的增注,都有一些引文不实及篇目、卷次、作者误引的现象,今一一举证,以辨其误。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两汉三家《诗》著述考说

据《隋书.经籍志》,《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根据清儒的研究,唐时尚存的《韩诗》,最终亡于两宋之交,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韩诗外传》了。但三家《诗》是两汉《诗》学主流,对三家《诗》著述情况进行梳理,有助于全面地了解两汉《诗》学状况。本文从众多的文献材料中选取有关论述,对两汉三家《诗》著述详加排列,力图对这些著作的有关情况分别给予确定的说明。     

《说苑》引《诗》略考

西汉刘向《说苑》为历史材科的合集，其中引《诗》处甚多。刘向作为资科的收集在引用诗句时，或照而引，或就语境改之，颇能反映出刘向对所引诗句的个人见解，本从这一角度出发，力求通过分类说明，将刘向的理解做一定层次上的阐释，以作为注解《诗经》的旁证。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论《千家诗》的编辑体例

《千家诗》按春夏秋冬顺序分类编排的编辑体例在文体上继承了《文选》分体、分类、系时的编撰体例,在理念上主要来源于蒙学读物《初学记》"先天地,后君王、人事"的敬天,崇尚自然的分类思想,其诗选自然景物、人事等都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和人本关怀,注重自然诗教,注重蒙学特征。     

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之师法、家法考

汉代经说遵守师法、家法,但又是"有弹性"的。认识到汉儒在三家《诗》的传承过程中遵守师法、家法,是清代学者进行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基础。实际上,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在依照师法、家法进行归属时,又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家《诗》本身亡佚已久的特点造成的,另一方面,辑佚者的辑佚思想和论述倾向不同,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三家《诗》的认定。清代学者在进行三家归属时,也存在着诸多的纠结与无奈,他们既要必须贯穿师法、家法进行三家《诗》的辑佚,但有时又不是很彻底,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论《诗三家义集疏》对《诗经》的诠释

清末学者王先谦著作等身,在《诗经》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是《诗三家义集疏》。在此之前的三家《诗》著作往往仅限于辑佚和考证,而鲜有涉及《诗经》诠释方面的内容。王先谦则在辑佚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诠释,具有较高的诠释学价值。这是他对于《诗经》学的独特贡献,值得论证与介绍。     

汉代"《诗经》学"说《诗》方法浅探

汉四家对《诗经》的解说,运用的是“取《春秋》,采杂说“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包括用史说《诗》、用礼说《诗》、用谶纬说《诗》、用美刺说《诗》、用稗文野说说《诗》、用神话传说说《诗》.虽然在解《诗》过程中,四家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做法,还是为各家所共有.     

吴敬梓《诗说》述评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近来由周兴陆发现并整理刊发，这对于《诗经》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从其创作动机，体例，说诗特点等方面进行探究，可对《诗说》做较为客观的评价，同时也能折射出吴敬梓的人格理想。     

《白虎通义》引《诗》、说《诗》考

《白虎通义》作为白虎观会议时众多经学大师讲论异同,由汉章帝亲自定决,班固最后编辑的一本经学著作,其中的引《诗》、说《诗》反映了在汉朝长期并立的四家诗的内容,而并非是一家之言;从《白虎通义》中的引《诗》、说《诗》与白虎会议与会者的关系来看,《白虎通义》中的《诗》学思想反映了当时与会各家的学说,是汉章帝对四家诗说的一种折衷与汇合。班固作为与会者和最后编纂者,也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渗透在其中,但并不能代表《白虎通义》中全部的《诗》学思想。     

《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引《诗》体例考——兼论王先谦三家《诗》辑佚之失

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经唐代孙强、北宋陈彭年等人的重新修订,题为《大广益会玉篇》流传于世。未经修改的《原本玉篇》失传已久,直至清末民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从日本传回国内。二书皆保留有众多《诗经》材料,在引《诗》体例上互有异同。《大广益会玉篇》虽然大量删减《原本玉篇》中的《诗经》经文,但保留了不少注解训释,且二书所据皆以《毛诗》为主以《韩诗》为辅;《原本玉篇》引《诗》皆标明是毛家还是韩家,《大广益会玉篇》则只称为《诗》而不言何家,但可以推断为毛。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疏于辨别二书的引《诗》体例,并将二书混为一谈,通过“非毛即韩”的排除法认定《玉篇》所引之《诗》为韩,出现了一系列辑佚失误。     

《说文》笔意推求体例概说

《说文》一书重在说文解字,笔意推求体例是《说文》最重要的体例。前人对《说文》笔意推求体例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同意”的研究,这是很不够的。《说文》的构字分析是笔意推求大例。前人多以为构形分析的作用是区别六书的类型,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运用六书分析汉字的构形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推阐笔意。《说文》笔意推求体例还包括“同意”、“某与某同”以及在《说文》每个条目构形分析中出现的“某,某也”的说解语。     

张裕钊及其《濂亭遗诗》简论

作者在概述张裕钊生平思想的基础上，研读《濂亭遗诗》，论其诗“言志”的特色，尤以抒发爱国之情为甚，诗人博取历代诗家之长，而形成“以学问为诗”、闲适淡远、沉郁孤耿的独特艺术风格。     

从《渔洋诗话》看清人分辩“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意识

“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界划，是一个异说纷纭、久缠不清的问题。本文通过清初诗坛盟主王士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及其写作诗话的实践，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归纳出诗话体例的几个要件，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著作两种主要形式——诗话与诗说之间划出了界限。由于王士本人及《渔洋诗话》的权威地位，本文得出的结论也由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翟云升《说文辨异》体例研究

清代学者翟云升所著的《说文辨异》是一部校勘《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著作,其以大小徐本《说文》为研究重心,或以古籍引《说文》异文材料进行考订,或以二徐本互校,试图恢复二徐本面目,还许书真貌。《说文辨异》中的体例丰富多样且严谨准确。本文试图从体例研究的角度,将《说文辨异》中的体例分为三类:编排体例、说解体例和校勘体例,分别进行举例分析。     

《史记》 三家注引 《水经注》 考论

《史记》 三家注各家注引 《水经注》 条目不少,虽有相关研究,但不尽详细.今将有关 《水经注》 条目全部抽取比勘,发现其存在综括、经注混淆、文意错误、文字讹衍等问题.现将有疑误者,悉数列举,略加考证,以期对相关研究者有所助益.此外,三家注在古典注释学中具有典型性,此研究可见古书征引文献特征之一二.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文献价值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晚清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他广泛吸收前辈尤其是陈氏父子汇辑之成果,网罗佚文遗说,对于三家与《毛诗》之异同详加考释,断其是非,义据精确,使《集疏》迥出诸前辈之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