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经学与文学之间——评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

如何正确评价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经学和文学分属不同的学科范畴，两者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学术思想和外在表现的关系，而是有着深层文化背景下的互动关系，即两者常常相互接触，虽可分离而又有渗透，虽可辨析而又不易把握。况且两汉历经四百余年，不同时期的经学与文学各自又有不同的演变状态，两者的关系更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二是前人的比较研究虽有点线之功，但并无既定的准的可寻，所以研究者须用才胆识力去梳理有价值的文献，以便较公允地观照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不过,即使是作为古文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其遍注群经的著作仍是为解经而作,虽然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并未摆脱经学的樊篱。倒是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却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而是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如杨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都是已经脱离了经学范畴的纯粹的语言学著作。东汉时期,一些学者还利用注经的方法来为其它的古籍作注,如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歧注《孟子》等,里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其不是经学的附庸更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道路发展了。     

经学变迁与两汉教育发展

两汉教育发展比较特殊,一方面,儒学谶纬化使得统治者对天满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迫切需求通经人才来辅佐自己。于是,在＂广教化,育贤才＂的旗号下,教育获得大发展。此外,敬畏心也使得统治者对＂异端＂思想有所容忍,给教育发展留下自由空间。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启示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皇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儒学经学化的方法途径,儒学经学化的社会效应,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学自身经世的特性,反映了学术必须为社会服务,才具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因而儒学经学化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经学与政治--论刘贺立而复废与《谷梁春秋》增立博士的关系

刘贺在昭宣之际的被拥和随后的被废黜(简称为立而复废)是西汉历史和经学史上的大事。对刘贺政权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促进经学史研究的发展。结合刘贺立而复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对汉宣帝时期增立《谷梁春秋》博士进行新的考查，以便得出新的结论并进而引起对于汉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西汉博士杂考

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以后,博士逐渐成为儒家的专利,这一过程当在设博士弟子员后不久完成。西汉对博士任职年龄并无限制。一经在某些情况下可设置两个博士。《汉书·儒林传》中所记载儒生为仕宦显达之人,且仕宦显达者多分家设派。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后,博士官的性质转变为顾问官而兼教育官,博士官参政的程度和范围比以前有所加强,除日常的教学外,还要承担起议政、出巡等任务。博士官往往有很好的政治前途,而在东汉随着博士顾问官职能的削弱,博士官的政治前途也逐渐暗淡。     

两汉三国三礼学博士制度考述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而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当时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唯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本文对两汉时期《仪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新莽时期《周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和三国时期《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论汉代经学传承中的师法、家法问题

汉初在经学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说经必遵守大师之传授,一旦某一大师被立博士后,其经说就成为师法。只要新增了博士,就意味着确立了新的师法,进而就增衍了新的章句。在对于经学师法和家法的判断上可以从博士的设立有否,章句的增衍等情况上得到区分。     

王充经学教育观探析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对汉代经学教育作了不少批判:教学内容囿于五经,导致儒生学识不博;重师法家法.导致儒生缺乏创新能力;学用脱离,导致儒生劣于治事;迷信权威,导致知识虚妄不实.王充的这些教育思想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浅析汉代经学对神仙小说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神仙方术泛滥的时代。汉代人一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肯定，一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中去邀游；一面学经、解经，沉浸于繁缛冗长的经学束缚中，一面又奇思异想，创作出扑朔迷离、上天入地的神仙作品。在汉代经学与汉代神仙小说的纠葛交错中，可以透视出汉代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东汉时期经学在吴越的传播及其影响

东汉时期,吴越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学在吴越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地方官学、私学和出外求学等。仕进制度的导引,长官对儒家礼教的倡导以及避世高士的影响等,是导致吴越经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经学相比,吴越经学具有不重师法家法、尚博学、重谶纬之学等特点。在经学影响下,吴越名儒辈出,著述风气盛行,社会风气充满儒家礼教气息。     

西汉经学的兴盛与西汉的散文创作

西汉时期,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经学由原来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演变成了国家官定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经学的兴盛对西汉时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变了当时作家队伍的构成,既造成了他们精神气格的萎缩和思维的封闭,也培养了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干预意识。这给此时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时散文言事说理皆大量援引经义,形成了典雅醇厚之风和摹拟因袭之气。另一方面,也使散文创作表现出较强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从经学诠释学看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

无论是在西方的神学诠释学还是在中国的经学诠释学中,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可以相互汇通的诠释学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本文即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着重探讨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预表解经法是早期教会为了统一<新约>和<旧约>以及调和"马西昂主义"和"诺斯替主义"而采用的诠释学策略.同样,汉代公羊学也是汉王朝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在经学诠释学上的某种体现.预表法和公羊学虽在具体的诠释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却都表现出"转喻性诠释学"的共同倾向,并且都以对"经"这一概念的独断论应用为其诠释学前提.     

帝王思维与经学思维模式--从汉代经学谈起

经学是帝王思维的直接产物，经学的勃起与战国后期的造圣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与帝王思维直接联系到一起发生在汉武帝一朝，此后遂成制度。以经治国系出于统治的需要，其思想原则是把社会群体的思维划一到服从皇权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