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神道的石刻

一到六月,小朋友们就开始期盼暑假了吧。那么,这一期写话作业,我们就来写一篇游记吧。记一次难忘的旅行见闻,写出你的所见、所闻和所想。     

明中都皇陵神道碑研究

明皇陵位于凤阳县政府西南,是明太祖父母的陵墓。本文从四个方面对陵前神道碑进行研究:明皇陵神道碑建造始末;明皇陵神道碑形制称谓;明皇陵神道无字碑含义;明皇陵神道御制碑价值,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认识和了解明皇陵神道碑。     

明皇陵悲歌

岁月似乎是一位爱干净的老人,总是悄无声息地把人世间的悲欢一片片捡走。 可明皇陵却捡不走,不仅留住了,还留得那么凄神寒骨,不失一点神韵。我刚走到它的边上,心口就被那哀伤气息浸渍得隐隐作痛了。这隐痛来自那神道边的石像,但好像又不全是。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装饰性与审美追求

"石像生"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它们如同一批"卫士"守护着陵寝,成为仪仗的象征,是王侯将相陵墓前特别的装饰性建筑。凤阳明中都皇陵石像生在内容、风格上兼容并蓄,在雕刻手法上突出多样统一的装饰性,造型生动、形象精美,具有典型的明初雕塑风格,对研究中国古代雕刻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有为的宗教观——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的。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论日本神道教对道教的借鉴与吸收——以吉田神道为例

日本“中世神道的集大成者”吉田神道通过吸收老子有关“道”为宇宙天地之大元思想,从本体论角度来构建神道宇宙观,在将国常立尊奉为宇宙的唯一宗源神的同时,更强调了天照大神的至上性。吉田神道借鉴道教的生命观,倡导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身心兼修。吉田神道吸收道教的“天地人三元”思想而形成“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思维方式。吉田神道运用道教的斋醮与符咒,展现了神宫神社和神道祭祀的权威,促使神道教摆脱“神佛习合”的传统,成为国家神道的思想渊源之一。吉田神道在室町时代盛极一时,到江户时代依然有很大影响,与其以神道为本,通过借鉴与吸收道教因素而进行理论建构有一定的联系。     

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定名与艺术源流是非常引人瞩目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原有的惯性思维渐被打破,对相关问题的探讨重又回归理性。能够确认墓主归属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向只有萧梁一朝的9处共44件,不及已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总数的一半。围绕诸多失考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时代与归属,中外学者做了大量考订工作,客观上促进了对南朝陵墓制度乃至六朝礼制文化的认识。为了保护长年受到各种自然因素侵害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文物部门与科研院校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得出结论：对暴露野外的石刻的保护,迫在眉睫的是应加强石刻表面缝合线与侧部纵立状缝合线的防水措施和防止石刻表面的地衣生物生长。     

“奉祀祖陵，为国肺腑”：明代凤阳守备太监创设考

凤阳守备太监最早设置时间是在成化八年九月卫颖守备凤阳之际。其设置的最直接动机为成化八年七月南直隶大风雨,当时受灾面积广达数省,江淮一带流民问题严重。在这背景之下,明宪宗命太监高廉协同卫颖守备凤阳,高廉死后,宪宗仍差内官一员奉皇陵,兼守地方,则标志着凤阳守备太监由一种临时性委任而成为一项常态化制度,直至明亡,持续170余年。这一制度的最终形成,不仅是明中期政治、社会危机相互激荡在江淮地方的反映,亦是宣德以后皇陵太监威权日重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史传与明传奇权奸形象塑造之比较——以严嵩父子为例

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形象在史传记载和文学创作中都会有出入,尤其是小说、戏曲为了突出主旨或舞台效果,常常对一些人物形象进行渲染、夸张和变形。在明传奇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严嵩父子作为明代权奸人物的代表,在《鸣凤记》《飞丸记》《遍地锦》和《一捧雪》等传奇作品中都有刻画,虽然大都以史传记载为基础,但是为了渲染人物特点、突出舞台演出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夸张、变形和虚构。比较严嵩父子形象塑造在史传和明传奇中的不同,不仅可以看出戏曲创作之特色,还可以还原出严嵩父子的真实形象。     

参禅与济世——以晚明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例

本文以明末湖北黄州麻城县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个案,探讨士绅的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社会生活的关系,窥探具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士绅如何参禅,及其在佛教影响下如何参与地方社会、具有怎样的精神生活.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讲述梅之焕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建寺修庙等事佛活动;分析他参禅事佛的出发点——“济人利物”,即他找到了儒释的这一契合点;并论述在佛教观念的影响下,梅之焕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同时又构建独特的心灵空间.作为士绅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梅之焕既葆有士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又流露出其参禅的特性,提高了其精神境界.     

论明代皇帝的节日赏赐

节日赏赐是明代皇帝施行赏赐这一统治手段的重要部分,赏赐的主要对象是百官、在外皇族、公侯伯、国子监师生、朝贺使节、在京军民等,赏赐的内容包括钱钞银两、布料成衣、宴会饮食、节假、节令物品和御制诗.明代皇帝的节日赏赐活动起到了巩固君臣感情、宣慰外使的作用,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人民负担.     

明代贵州解元研究

贵州建省晚,开科尤晚,故而其明代解元数量少于他省。从其时间分布看,万历朝解元的科举成绩相对优异;从空间分布看,多集中于滇黔主干道所涉府县,宣慰司、思南、清平、普安为最优者。地理交通因素、地方文教因素、家族文化因素均是解元产生的重要原因。     

试论明代国子监监规制度

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在遵奉“武治祸乱，至太平”原则的基础上，设国子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为使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素质为其统治阶级, 在国子监中，设监规制度，对师生的品德、言行、纪律、学习等各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从而规范了古代封建教育管理体制。但到明宣统以后，由于考核体制宽松、俸禄降低、赋税繁重，致使教育质量迅速下降，国子监的教师与监生流失严重，监规制度遭到破坏。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应试心理探析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以及考试过程中,乃至考试结束后的各个环节中,都被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情绪所控制,处于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这种状态进而影响到士人群体的心理,使其处于极端敏感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因素又转而微妙的影响到士人的应试状态。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科举士人备考、应试、试后等阶段中,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成为我们探究和把握这一群体应试心理的良好素材。     

明朝科举殿试探析

殿试实质上是对会试结果的确认和履行天子取士的形式。殿试的结果是将中式举人分为进士三等，并确定一甲三名名次，其间人为因素颇大。明朝的一甲进士，特别是状元，绝大部分学行可称，多以十享臣、诤臣见诸史册。     

明代国子监中的援例监生

明朝中期以后,国子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监生群体——援例监生,他们的出现是明政府财政危急的显现,也导致了国子监的衰落、吏治的腐败。     

翰林院与明代的文化教育探论

明代翰林院作为执掌文化教育事业的机构,不仅负责明代的科举考试,还掌管着庶吉士和内书堂的教习。明代翰林院还是国家大型修书工程的主要承担者,他负有明确的文献典籍修撰、编辑和整理责任。明代翰林院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编纂整理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科考复试述略

科举考试的复试起于唐宋,明代沿袭其旧,而未形成制度,系偶一为之。明代科考复试类别,约略有三：一是处于政治考量,二是出于党派斗争和纠正弊端,三是出于表明清白而自请。同时,明代科考复试有一定的程式,如考试官选任、试题的选取、以及考试地点、时间、监考、阅卷、裁定等,都是临时决定,与乡会试程式不同。复试之举虽有一定的威慑力,但也很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科考弊端的产生和蔓延。     

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

皇木采办是明代社会的重要内容。皇木采办的方式有三:官办采木、商办采木和土司进献。前两种是主要途径,实质上,它们都属于封建徭役。土司进献的大木数量很少。这三种采木形式都有一定的弊病,这使皇木采办对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明初国子监教学活动样态探析

教学活动作为学校生活的核心,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古代教学活动进入研究者视野。本文主要以明初国子监师生为研究对象,从集体授课、分组作业、个别化教学指导和实践交流学习四个方面,勾勒出明代国子监教学活动鲜活真实的原生态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