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调查的东部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规模经营是促进农民增收与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利用东部沿海3省1市的323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了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状况、农户经济特征、外部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区域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强烈,61.0%的农户期待农地规模经营,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呈现由浙江、江苏、天津向山东递降的趋势;②户主就业类型、农地租赁行为、农业技术培训、通勤条件、农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就业非农化程度越高、农地资源越为丰裕,农地规模经营意愿越弱;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完善的通勤条件,有助于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经营;已经发生农地租赁行为的农户,其农地规模经营意愿越强;③鉴于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个体差异,分区、分类推进农地规模经营,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农户农用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2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安徽省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搬迁意愿、农地流转的价格、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在乡镇是否有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影响较为显著。最后,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调查的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郊区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受大城市经济辐射影响较大,农地流转具有独特性,并对其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有着较大影响。本文以广州市近郊番禺区为例,通过调研13个镇（街）467家农户的农地流转情况,获知番禺区农地流转特点：①农户流转意愿强,农户流转率高达75.59%;②流转价格集中在(1.20～2.25)×104元/（年·hm2）,流转年限大部分低于5年;③流转主体主要为村委及村民,流转方式以租赁居多;④户均流转规模较小,流转面积为0.07～0.33 hm2的占57.22%;⑤流转手续简单,规范性不强,仅有67.     

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关系研究——基于京冀平原区330个农户调查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是导致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差异化的重要因素,而农地作为农民的最后一道社会保障,其社会保障功能能否得到有效替代是农地流转的关键所在。本文以京冀平原区中自然条件相似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北京市海淀区、大兴区和河北省曲周县作为研究区域,从农地生产功能、价值功能和劳动力承载功能3个方面测算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采取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正向分析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反向分析实际流转行为对于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是否有反馈作用,量化二者的关系,以期为农地流转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农地的价值功能替代程度和劳动力承载替代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将土地转出,而不愿意转入土地;反之农户实际的转出土地行为促进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和劳动力承载替代程度的提高,转入土地的行为促进替代程度的降低。研究结论:农地的价值功能替代程度和劳动力承载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     

区域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

研究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对科学合理的促进农地流转、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建立农村和谐社会都极具现实意义。本文依据对长江三角洲地区4市7镇319份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率、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单位面积农业纯收益、家庭与等级公路的距离、家庭恩格尔系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户口所在地等因子对农户流转参与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海、南京、泰州、扬州，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子的排序有所不同。由于微观单一经济因子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基于各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子的差异，针对各自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的愿望，从而产生流转的行为。研究通过数学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全面分析，以期为农地市场发育的定性研究提供量化的依据和支持。     

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

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对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4省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将农户分化程度分为水平分化程度和垂直分化程度,前者用农户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表征,后者用农户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表征。研究表明:①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农户水平分化程度的影响不同,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规模的影响与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水平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垂直分化程度仅对农户农地转入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的影响不显著。虽然如此,农户农地转出面积主要还是受农户农地资源禀赋约束,而农户农地转入面积则更大程度上受到农户垂直分化程度的影响。     

基于农户调查的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调查为例

城市郊区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受大城市经济辐射影响较大,农地流转具有独特性,并对其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有着较大影响。本文以广州市近郊番禺区为例,通过调研13个镇(街)467家农户的农地流转情况,获知番禺区农地流转特点:①农户流转意愿强,农户流转率高达75.59%;②流转价格集中在(1.20～2.25)×104元(/年·hm2),流转年限大部分低于5年;③流转主体主要为村委及村民,流转方式以租赁居多;④户均流转规模较小,流转面积为0.07～0.33hm2的占57.22%;⑤流转手续简单,规范性不强,仅有67.99%的农户签订流转合同。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资源禀赋、区位影响等4类因素10个因子对农地流转总体情况、农地转入、转出等三方面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家庭状况与资源禀赋对转入及转出影响较大,但作用互为相反,农户个人特征中仅年龄因子有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受区位影响较显著。     

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446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活感知、农村社会保障认知、农地政策制度认知、农户金融服务认知6个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农地流转行为特征与原因,并剖析了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①农户的农村社会保障认知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且和完善农村社保制度相比,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更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土地调整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土地抛荒现象受惩罚可能性越大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越大;在当前农村信贷金融市场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户金融服务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②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及家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家庭特征能显著提高农户流转意愿,但农户个体特征及对生活的感知对其影响不显著;③样本农户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达41.3%,农户土地流转率为33.2%.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流转过程中有中介参与,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完善;④广东省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与粤东、粤西和粤北相比,珠三角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更规范,流转对象更广泛,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更完善,土地流转行为更有法律意识;⑤农户土地流转参与意愿越强烈,流转行为越容易发生,但调查农户中仍有30%的农户有流转意愿却未发生流转行为,导致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     

农户农机化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江西省161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别考察机收服务和机器育秧、插秧、播种服务这两项农机化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户自身特征和农户经营特征变量中,文化程度和年龄对农机化服务意愿有一定影响;在社会化外部环境变量中,是否接受过机收服务对农户机收服务意愿影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本文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家中耕地亩数、家庭生活水平、家距离工作地点远近程度、家庭居住区域类型、务工居住住所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得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61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在津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在代际差异的视角下,考察了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第一代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农户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力结构、农地流转的稳定性、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稳定性、单位性质及外出务工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农户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力结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单位性质及外出务工所利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①73.4％的农户愿意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付费;②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按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为性别、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价值认同、农业收入所占比、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益于农村发展的价值认同、农业经济规模、对环境状况的评价和环境知识了解程度;③不同性别、不同农业收入所占比、不同环境知识、不同心理感知等限定条件下,影响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因素具有异质性:男性更加注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对于农业收入所占比“一般”的农户,文化程度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影响受环境知识水平限制;对环境状况评价“较好”的农户更为重视对现有环境的维护.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以我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以建设用地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7年-2009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总体差异明显,且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开发强度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郑州-洛阳为中心的高强度区域,西部地区开发强度相对较低;省会城市的土地开发强度普遍较高,且同一省域内不同城市之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也较大;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大.经济增长、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土地规划政策的影响尚没有体现,且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今后,应采取差别化的管控策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执行土地规划政策,合理推动城市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     

新疆伊犁新垦区农业土地利用优化方式初探

通过分析2008年新疆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状况,未来农林牧土地利用优化涉及的土地为原有的耕地、林地、草地与未利用地中的沙地和盐碱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中的沼泽地为试图控制其面积不变的土地利用类型。为维持农业持续发展,在大农业结构优化中,草地和农田防护林的比例应逐渐扩大;在种植业优化中,以粮食作物的生产利润为目标函数,同时以保持粮食作物基本单产量和传统农作物基本播种面积比例为约束条件。在大农业结构优化中,较理想的农林牧比例大致为4∶1∶5。在种植业优化中,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4种粮食作物的种植比约为：1∶4∶3∶2。     

中国土地违法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

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中国土地违法现象的经济、财政和政策等影响因素,并判断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得到缓解的时间表。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理论预期,然后以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土地违法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方式,目前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土地违法随经济总量、非农产业比重同方向增长的阶段,但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稳定;土地财政与土地违法现象显著正相关;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对土地违法案件数量的减少有显著作用,但对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减少的作用并不显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土地违法现象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还表明,到十二五规划末期,中国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将得到缓解。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强化土地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治理土地违法的有效途径。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区域生态用地演变影响因素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生态用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与条件,保护生态用地,逐步恢复生态破坏严重地带,退还自然生态用地,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区域生态状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通过建立不同阶段各生态用地类型变化的logistic回归模型,很好地揭示了区域不同阶段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对于林地变化,第一阶段（1980年一2000年）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坡度级I（〈5°）、到最近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到最近国道的距离和人均GDP,而在第二阶段（2000年-2005年）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坡度级I、地貌类型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②对于草地变化,第一阶段（1980年-2000年）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而在第二阶段（2000年-2005年）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到最近国道的距离;③对于湿地变化,第一阶段（1980年-2000年）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地貌类型,而在第二阶段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人均GDP。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

耕地非农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耕地非农化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山东省17个地级市1995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并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提出了各地级市耕地非农化的最优配置数量。研究结果表明：①17个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都在3%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无法低估的;②耕地非农化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从总体分布趋势上看,贡献率由鲁东地区向鲁西逐渐递减;③各地级市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不仅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也受城市化、二三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⑤根据各地耕地非农化的最佳配置值与现实配置量之间的差异进行耕地非农化适度性分析,发现鲁中地区的适度性最高,而鲁东地区和鲁西地区则分别出现了耕地非农化严重过度和严重滞后现象。     

伊犁新垦区未开发农业土地资源限制性因素评价

应用3S 技术对伊犁新垦区进行未开发农业土地资源限制性因素评价,结果表明：新垦区现有未开发农业土地29.05×10⁴hm²,其中受到重度限制的土地占到未开发土地的55.86%,总体质量较差。新垦区未来农业土地利用方向应是农牧并举。南岸大渠灌区的主导限制因素为土层厚度和沟壑密度,可在土层薄、沟壑密度大地区发展多年生牧草和饲料,土地质量较好地区发展特早熟棉花、小麦、玉米和甜菜等;伊犁河北岸灌区限制因素主要为沙丘起伏程度、土壤质地和有机质,可适度发展葡萄、玉米、薰衣草、瓜果等,沙丘密布区要坚决退牧还林、灌、草;察布查尔县伊犁河灌区主要受地下水埋深、排水和盐碱限制,可适量发展水稻和苜蓿,防治土地盐渍化;团结和跃进灌区主要受地下水埋深和排水限制,靠近南岸大渠地带可适度发展粮经作物,湿地区则以生态保护为主,不宜开垦。     

中国各省份农地资源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除了能够依靠其生产功能而具有经济产出价值外,在空气和水的净化、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景观的提供及社会保障与安全稳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人们对农地价值缺乏充分认识,导致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本文在将农地功能划分为经济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的基础上,以2009年为评估期,尝试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和用近似市场法对我国1994年-2009年30个省份农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动态估算。结果显示: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社会保障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均远远大于农地经济产出价值,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在农地总价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比例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农地非农转用决策者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