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在“五四”时期

安徒生童话对中国儿童学产生了 至为深远的影响。安徒生童话被介绍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儿童学界所称誉、所推崇，有着特定的历史渊源。到了“五四”时代，随着“人”的发现而发现了“儿童”，人们才发现了安徒生，选择安徒生是中国儿童学建设初期焦虑与期待的结果。安徒生童话为中国现代儿童学注入了新的元素。     

简论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安徒生童话从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一直到新时期的不断重译和出版,有两个关键的阶段和两住重要译者的推动。周作人在民国初年,“五四”之前首次将安徒生童话译介到中国,他也是第一个用白话文翻译安徒生童话的人,极大地促进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译介,这一过程在“五四”之后达到顶峰,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建国之后,叶君健的翻译使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一个新时期,使安徒生童话的翻译超越了儿童读物的范围。     

曹文轩的小说艺术与安徒生童话

追随永恒,追求学的经曲价值是曹轩的学理论与他的作品的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了他与安徒生同在,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它徒生童话与中国当代儿童学的精神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具有的意义：安徒生童话所代表的学的古典品格依然有效,“追随永恒”指示了儿童学多辐向发展中充满魅力的一个辐向。     

“儿童的发现”与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发现”——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青年学者李红叶的著作《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对安徒生的童话做了外国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全方位研究；此书是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重要著作。本书学理层面的意义在于作者由“儿童的发现”的做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在中国到了“五四”民主运动开创的时代，才有了“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发现”，也才出现了对安徒生童话的“立体解读”。李红叶的著作是“一部完整的安徒生的接受史，阅读史”，她是做此工作的中国第一人。     

郑振铎与安徒生

“五四”一代学者极力推崇安徒生童话，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最初的理想样本，安徒生童话所产生的广泛的影响力与郑振铎的大力宣扬密切相关，郑振铎对安徒生童话的艺术特质亦有动人的描述和独到的分析。郑振铎推介安徒生童话的工作值得清理。     

从《安徒生童话》著名译本看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安徒生因为他的童话故事而闻名世界,被世人称为“世界童话之王”．还被尊为“现代童话之父”。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和《丑小鸭》等。其创作的童话被称为“安徒生童话”,它们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散发着熠熠光辉照耀着每个孩子的纯真心灵。文章着重从真、善、美三个方面系统体现和阐述儿童文学翻译有别于其他文体翻译的独有特点。     

安徒生童话背景下的中国童话的变革与创新

安徒生童话在世界童话之林中是一株奇葩,吸引了无数少儿读者。从安徒生童话“拿来”的中国童话,在吸收安徒生童话深刻的思想意义及其“真”、“新”、“奇”、“美”的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中国自己特有的元素,形成了中国童话自己的特色。与此同时,中国童话在变革与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对100名大学生和100名小学生的问卷调查,初步得出了学生所期待的童话特色,这对我国童话创作的方向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译著者们

中国介绍安徒生童话第一人周作人早在1908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家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丹麦安兑尔然”(今译安徒生)的作品。1912年,周作人作《童话略论》,其中就有介绍安徒生及其童话的文字。1913年,周作人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安徒生生平和创作的文论,有3000字,与世界同步介绍了安徒生,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的重要窗口。1917年,周作人又发表《安兑尔然》,介绍安徒生。针对译界存在的随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的现象,周…     

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

在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研究中，赵景深是中国介绍安徒生最努力的一个，也是最先出版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一个，他的儿童文学事业是从翻译安徒生童话开始的。赵景深以成人心态解读安徒生童话所取得的成果，至今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隐喻与象征：安徒生童话中“树”的意象分析

作为童话从民间走向文体自觉的标志性人物,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从民间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素材。树作为丹麦民间传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不仅丰富了安徒生的童年经验,也是他成年思悟的深刻表达。在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树”成为作家对于自我生存的思考与回答。本文试图探索其童话中充满象征与隐喻的“树”的意象,以期寻求解读安徒生童话的新的角度和途径。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史诗《伊利亚特》到电影《特洛伊》

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影《特洛伊》取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它以直观的音像形式重现了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因素.影片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人物的塑造及文化的内涵上,对原作既遵从、又疏离,使得作品从一部反映部落英雄战争的史诗,转向更为深邃的人性拷问,更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但如果仅凭影片去理解史诗,则会有失偏颇.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解读《西游记》之“游”

《西游记》中的“游”作为希望的载体,对于游者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师徒们提供了新生的机会,由此引起了师徒们身份的重构,并使他们融为一体。游的“流动性”与“滞”的因素相对举,以及作者对结局的淡化处理,揭示了“游”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永恒意义。     

"败"、"好"、"恶"的语音演变窥探

《颜氏家训·音辞》中"败"、"好"、"恶"三个字的语音在汉语史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词性、语义也有着相应的变化。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败"、"好"、"恶"语音声、韵、调的发展和更替具有规律性;词性、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上古到中古和从中古到现代,语音演变趋势呈现不一致性。     

论《到灯塔去》的"非个人化"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它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非凡的艺术功力.本文以<到灯塔去>为文本,提出了对"非个人化"手法在两个层次上的理解并探讨了伍尔夫如何娴熟的使用这一手法来揭示人物变化多端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