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网络时代行政法治的新范式

在网络时代,作为各国行政法治主流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因其固有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弊端。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行政法治的新范式,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参与式民主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但其一直被认为是微观民主,无法上升到国家层面。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地域和国别的界限,有效地消除了阻碍参与式民主的信息不对称和规模限制,构建了公民广泛参与行政法治的平台。参与式民主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     

参与民主与协商民主之辨

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理论和机制,在当前的理论和实践探讨过程中有时被混为一谈,这种情形不仅不利于二者的各自发展与借鉴融合,也可能对其产生错误的指导,阻碍民主实践的深入发展。因此,应当从两者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共同批判中初窥两者对负责任的公民、常态参与、实质平等、公民自治的共同追求,在协商民主论者对参与民主失败的反思与批判中审视和剖析两者在社会背景、发展策略、实现目标、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区别,在总结参与广度和协商深度之间区别的基础上,初步探索构建"参与性协商民主"的可能性。     

儿童的民主意识与学校的民主生活氛围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培养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一直是现代学校教育关心的焦点问题。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为培养儿童的民主意识提供一个民主的生活环境。但学校民主生活在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学校民主生活的质量,进而妨碍儿童公民意识的形成。这表明在学校生活中存在着对民主制度或民主生活的曲解。学校民主生活的目的在于帮助儿童学会过民主的生活,进而形成民主的意识,为将来成为合格的民主社会公民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缘起及其要义

自由主义对古典民主的改造和对公民参与的漠视使自由主义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以佩特曼为代表的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的实质不在于选举和代议而在于公民亲自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并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和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提出了深刻批评,主张民主向其词源学含义的复归。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公民素养与民主教育

协商民主是在批评现代民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当代民主的新形态。它强调公民的平等参与、理性思考和协商对话,对公民提出了协商民主素养的要求。培养公民的协商民主素养,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公民教育——协商民主教育。协商民主教育就是让教育体现协商民主的精神,建立一种以协商为核心的民主教育模式,包括建立以协商为核心的教育治理机制,建设以协商为核心的学校和班级治理组织,构建协商课程,开展协商对话教学。     

教育的民主实践何以可能

民主在既往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往往是被当作一种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制度特征被提及的,而教育实践意义上的民主的价值内涵则主要是作为教育实践者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存在价值的一种实践态度,这种实践态度应当被包含在教育民主实践所肩负的对于公民身份的价值品质的培养使命之中。一旦这种民主的实践态度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共识,教育的民主实践就将成为整个社会播种和谐的行动。     

公民能力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公民能力和民主政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的．公民能力是公民在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因此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有公民,更不会有公民能力。民主政治相对于专制政治而言,主要的区别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不同：专制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的神”,而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即统治者的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之上。因此,民主政治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就得有广大的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这样一来。公民能力就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公民能力强就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民主政治,甚至出现威权政治。同时,民主政治也会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载体,提高公民能力。     

古代雅典民主公民的建构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建构的过程，因为雅典民主的主体和中心是公民，故公民素质的好坏关系到民主的成败。公民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公民意识的普及而达成的民主共识奠定了雅典民主的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创新使公民获得了制度的保障而名副其实，民主实践则让公民真正成熟，雅典民主由此成为社会生活生龙活虎的现实。     

论教育民主的特殊性

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教育不是政治,不能简单地把政治民主运用于教育,教育民主因此也不等于政治民主。教育民主要反映政治民主的精神,但更有教育自身的特性,是教育自身特有的民主。教育民主的特殊性表现为:教育民主的目标是养成民主公民的素质,培养民主的公民;教育民主的核心是引导学生过民主的教育生活。前者要求民主"做人",后者要求民主"做事"。"做人"和"做事"是统一的,只有在民主"做事"中才能实现民主"做人";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能成为民主公民。     

协商民主与中国公共协商的前景

协商民主是一种由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已经进入了协商民主的主流话语阶段。相较于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中国的执政者在价值偏好上更容易接受非竞争性的协商民主。当前中国的公共协商模式主要是公共权威主导的动员协商,虽然它契合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但是离规范化的的协商民主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公共协商的前景就是要从公共权威主导的动员式协商走向公民主导的对话式协商。     

民主政治与激情——论墨菲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批判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非常关注"协商民主"的理论并对其持较为普遍的乐观态度。但是,我们在确认某一理论对现实是否有益之前,首先要思考它是否合理。为此,对墨菲的竞争性多元主义的民主模式的介绍应该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墨菲以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罗尔斯等人倡导的协商民主理论作了辩驳。与协商民主理论不同,墨菲论证了民主政治的冲突性内涵以及激情对公民的民主政治精神培养的重要作用。     

纵向民主：探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视角

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民主化道路过程中,各个国家建构了不同的民主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会带有自身特点。其中,纵向民主提供了一种探析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视角,它以社会和谐与秩序为价值理念,以信任为连接纽带,以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为结构特征。通过对纵向民主理论的阐释,试图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不足。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现代化、民主国家与公民教育

民主国家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民主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民主参与,即民主观念指导下的公民参与。其中,民主观念是民主国家建构的动力源,公民参与是民主国家建构的政治保障。而公民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参与不是凭空出现的,二者与公民及其教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并且需要公民教育的积极推动。可见,民主国家是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功能的逻辑起点。     

公私域界分对公民民主意识生成的意义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分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人们理解政治生活的理论图式。公私域的界分对于现代民主乃至民主意识的生发具有基础性和建构性的作用。公私域的界分既是公民民主意识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公民民主意识存在的载体和保障。     

浅析现行基层民主自治模式的实践困境

基层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基层治理中采用的主要模式,从理论建构看,这一模式适应了现代化自治社会建设的要求。然而,在缺乏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等文化土壤支撑的背景下,其在实践中却陷入了一系列困境。本文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现行基层民主自治模式的实践困境。     

公民大会与雅典民主

公民大会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动机,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说不了解公民大会就无法深入认识雅典民主。而不了解雅典民主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公民大会与雅典民主政治机构中的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与贵族议事会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大会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使我们对于公民大会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地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认识雅典民主及现代西方民主也不无裨益。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思考

协商民主作为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承载着公民的民主理想。分析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探讨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就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对策思路。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域下的高校公民教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党的奋斗目标。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公民教育的有力支撑,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合格公民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文章在论述大学公民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意义、涵义和重点的基础上,从转变教育理念、推进教学改革、发挥教师垂范作用、建设民主校园文化等方面探讨了我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实现途径,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需要。     

演说自由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自由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体现着平等和自由两种重要的民主价值观,因而被视为雅典民主的本质特征.它是区分公民与非公民、好公民与坏公民的重要标志,并起到教育公民的作用.尽管由于某些演说家的滥用,自由演说对雅典政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但不可否认它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和持续存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