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国为名的消费：《滨江时报》国货广告与国货宣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货运动发展的上升期，国货广告遍布于大众报刊。本文选取1921年至1931年间《滨江时报》中具有代表性的国货广告，结合国货宣传的相关专栏、新闻、言论等内容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滨江时报》的国货广告与国货宣传，是对国货运动的积极响应，为哈尔滨民众构建了以爱国为名的消费观念。     

1934年北平铁展会掠影

<正>九一八事变后,为抵抗日本侵略,民众自觉抵制日货,国货运动方兴未艾。当时的铁道部意欲举办一个固定的展会展示国货,为国货销售谋出路,并使展会成为铁路与农工商各界的合作平台,促进铁路货运的长远发展,达到增加铁路营收的目的,“收路商两利之效”^[1],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以下简称“铁展会”）遂应运而生。     

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提倡、民主思想的激励,以及救亡图存积极分子的大力推进,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目的的国货运动。在此运动中,编印书籍、散发出版物等是扩大国货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这期间涌现出大量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政府、商界、学界、民众间沟通的重要桥梁,不仅对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爱国、民主等思想的普及。书籍的选题和编辑针砭时弊、循循善诱,是民国时期书籍出版中颇具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公朴

李公朴1907年生于江苏省开进县，谱名水祥，字亚祥，少时自名公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报上揭露一些奸商将日货改贴商标冒充国货的行为面被店主开除。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留学期间，他对美国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学校“是改善社会环境的策源地”。     

韩儒林

历史学家韩儒林,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1919年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曾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     

对近期抵制日货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再次把中日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我国许多城市陆续发生了群众游行活动,不少群众在游行中喊出了“坚决抵制日货”的口号,沉寂了多年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再一次被提起。本文对抵制日货的利弊进行了分析阐述,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代国货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洋货本身体现了被压迫的事实,被深深地打上压迫与反压迫的烙印,因此抵制洋货成为爱国的表现,使得"国货"一词被社会各界提倡并接受,其后发展成如火如荼的国货运动。     

上海近代以来科技创新和应用实例之一 吴蕴初发明味精并开创一条产业链

吴蕴初和永利创始人范旭东一同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有"南吴北范"之称,但他的事业是从小小的调味品味精开始的。1920年,日货"味の素"在中国市场倾销,国货工商界酝酿抵制,经过分析,吴蕴初了解到"味の素"的主要成份为谷氨酸钠,可以从     

从反日爱国到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斗争的历程与特点

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东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反日救国的良方。九一八事变前,以杜重远为代表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倡导实业救国,挽救国家危亡。杜重远创办肇新窑业公司与日本的陶瓷企业竞争,挤垮了日本的陶瓷企业;他还领导奉天商民声援拒日临江设领的斗争,迫使日本撤销了临江领事分馆。以阎宝航为首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创立各种爱国团体,开展抵制日货斗争;同时,兴办平民教育事业,宣传教育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先进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到关内,其对日斗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他们的斗争不仅仅停留在反日爱国阶段,而是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之中。他们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掀起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国近代时尚观念对民族意识的双重建构——以民国报纸对“国货”意义的生产为例

近代中国的时尚传播场域充满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色彩,无论是洋货时尚还是国货潮流,都充斥着时尚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角力。研究表明,洋货潮流在中国民族意识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排斥者和参照物的双重作用;国货观念以及国货运动则体现了被排斥者对排斥者的排斥,负载在国货上的民族意识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强化。国货运动基于对商品民族性和时尚性意义的双重建构,促成了宏大的中国民族意识的实体化与私人化。民国报纸对国货民族意义的建构是通过“爱国主义”“国民道德”“标准净化”“理性示证”等多元的话语来完成的;而将国货嫁接“摩登”,则融合了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弥合了近代“爱国”与“摩登”的冲突与断裂。     

“国货年”运动中《申报》的经济新闻报道

国货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在1933年到1935年达到高潮,被称为“国货年”运动,而《申报》作为旧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份商业性报纸,以其优质的内容、开阔的眼界、精准的定位,以及适应时代背景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赢得读者的喜爱.为适应当时上海经济信息的需求量,除去商业广告,《申报》报道了大量的经济新闻,详见于各版的消息、专题报道以及副刊,成为当时“国货年”运动发展的缩影.     

五四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为研究——以1919年的《申报》国货广告为例

五四运动时期,社会各阶级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身的爱国情感,践行爱国行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一支新兴力量,在全民族的爱国运动中表现出其自身的特殊性,巧妙地借助商业广告,实现了爱国与赢利的双重目标。以"爱国""、国货"为题材来做商业广告,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特征,也为爱国思想的迅速传播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平台。本文主要以1919年的《申报》广告为例,系统论述了五四运动时期爱国广告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以此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为作出政治学分析,并提出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函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领导南洋华侨,克服敌伪重重阻挠和破坏,进行筹募捐款、推销公债、抵制日货等各项抗日爱国活动,并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筹组回国慰问团回国慰问考察。1940年1月28日,陈嘉庚先生致函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对此作了概括的叙述。是函言简意赅,爱国激情,溢于辞表,对研究陈嘉庚先生生平和南洋华侨在抗战期间的爱国行动,都有一定价值,特予公布。     

国货运动中的月份牌广告与民族现代性想象

月份牌广告是民国时期极为普遍的一种广告样式,其兴衰起落与中国早期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在考察月份牌广告时,尤需注意到作为民族主义思潮表现的国货运动与之有着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国货运动推动中国商人将产品广告投放于月份牌的过程中,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想象也被构建起来,并且由于这种投放既带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又呈现出极强的功利性,因而这种民族现代性想象愈见复杂。     

吴蕴初发明味精并开创一条产业链

吴蕴初和永利创始人范旭东一同被誉为中国化工业的奠基人，有“南吴北范”之称，但他的事业是从小小的调味品味精开始的，1920年，日货“味の素”在中国市场倾销，国货工商界酝酿抵制，经过分析，吴蕴初了解到“味の素”的主要成份为谷氨酸钠，可以从谷物中提取，为此，决心自制。他克服了水平、提纯等技术难点，于1920年冬获得了成功的结晶——味精。然后，他又与上海酱业巨商张逸云合作，以技术投资形式（包括味精发明权和技术专利），共同发起成立天厨味精厂，生产的“佛手牌”味精压倒“味の素”稳居中国高层销售第一。     

“国货”林治波——一个无条件爱国者

“你看,我使用的打印机和电脑是联想的,空调是格力的,电视机是海信的。冰箱是海尔的,楼下的汽车是红旗,”在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林治波指着自己办公室的各种电器．又晃了晃自己的酷派手机,“你看我屋里,哪有一件日货？我是一个从内心里爱国的人。     

中国人为什么会误读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一组名为《中国人误读的世界》的报道,列举了一些被中国人“误读的世界”。比如“伊朗人恨死美国人”“韩国人爱国不买日货”等。对于这些误读,《国际先驱导报》评价说:当“世界误读中国”为国人义愤填膺时,人们却可能忽略了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误读着这个世界。     

民国时期张澜教育活动及其德育思想探析

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先后创办了四川省立民众教育馆、南充县立中学、四川省立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等新式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张澜坚持民主爱国思想,以爱国作为德育的核心。     

论中东路事件中哈尔滨民众的政治立场

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是一个切切实实发生在哈尔滨的"国内"事件。中东路事件激起了全国民众的爱国反俄情绪,其中哈尔滨民众反俄立场尤为坚定。哈尔滨民众的反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哈尔滨民众的反俄活动,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结,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抗战时期顾颉刚民众读物运动的探索

抗战烽火唤醒了本以求真为目的的大学者顾颉刚胸中爱国救民的热情,在"到民间去"的时代氛围下,他走出象牙塔,面向民间,开展了卓有成绩的民众读物运动。他的民众读物运动具有寻找代理人进入民间、正视民众的学习方式以及尊重民众原有文化等特点。这就在梁簌溟、晏阳初等领导的民众教育运动之外,探索出了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另外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