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战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有机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

将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企业社会战略为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但其作用机理探讨尚不明确。文章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及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中国情境下企业社会战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社会计划与社会定位对价值创造的内在作用机理;并以有机组织文化为切入点,探索活力文化与宗族文化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具体功效。通过对433家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计划与社会定位均对价值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活力文化在社会计划、社会定位与价值创造之间均呈积极调节作用;而宗族文化仅在社会定位与价值创造之间呈积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战略及企业差异性文化在价值创造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企业社会战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有机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

将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企业社会战略为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但其作用机理探讨尚不明确。文章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及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中国情境下企业社会战略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社会计划与社会定位对价值创造的内在作用机理；并以有机组织文化为切入点，探索活力文化与宗族文化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具体功效。通过对433家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计划与社会定位均对价值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活力文化在社会计划、社会定位与价值创造之间均呈积极调节作用；而宗族文化仅在社会定位与价值创造之间呈积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战略及企业差异性文化在价值创造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企业240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信任在其间起中介作用;组织道德气氛在组织信任与建言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高关爱型、高规则型道德气氛加强了组织信任对建言行为的积极影响,而高工具型道德气氛弱化了组织信任对建言行为的积极影响.     

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

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是影响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网络关系强度和开放度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在社会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董事会资本调节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大量的实证研究未能完全证明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董事会资本理论,提出董事会资本对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价值的关系起调节作用。以我国2014—2017年上海和深圳A股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并验证董事会资本对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正向调节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价值关系,调节强度随时间推移而增大。其调节作用主要受到董事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董事会团队异质性不具有调节作用;董事会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价值的关系。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主要受到董事会政治资源的影响,董事会间联系不具有调节作用。研究为分析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价值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RD增长悖论",丰富了技术创新和董事会资本的理论研究。研究结论可以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科学性、甄选有助于企业发展的董事提供借鉴。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网络嵌入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整合企业网络视角和商业模式创新视角,探讨了网络嵌入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考察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基于全国334家企业的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在关系嵌入和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环境动态性在信任、信息共享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共同解决问题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3)在结构嵌入性和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环境动态性对网络中心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网络密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高技术企业价值网络属性与智力资本配置的实证研究

探索价值网络的结构化属性对智力资本配置的影响,厘清作用机制和路径,以及战略开放性和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以中国高技术企业为样本,通过多元(层级)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网络中心性均正向显著影响配置广度和稳定性;网络密度均正向显著影响配置广度和稳定性;战略开放性均正向显著调节网络中心性与配置广度之间、网络中心性与配置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文化距离正向显著调节网络密度与配置广度之间的关系,而负向调节网络密度与配置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领导包容对员工创造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心理安全视角的分析

基于心理安全视角,以企业研发团队的领导和员工为调研对象,通过161套问卷,探讨领导包容行为对不同类型的员工创造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包容行为能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进而对员工创造行为起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尤其是对员工增量型创造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团队心理安全氛围在员工心理安全感与员工激进型创造行为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员工增量型创造行为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孵化网络契约与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技术重叠的调节效应

伴随孵育机制网络化发展,孵化网络中的网络成员更加丰富,信任本身已不足以维系开放的网络关系。契约这一传统治理机制的有效发挥,被视为网络关系构建过程中信任缺失的重要补充。而忽视对网络关系异质性的构建基础--技术重叠的考察,限制了现有孵化网络治理相关研究结论对孵育机制的解释力。基于此,本文探索了孵化网络中契约与信任的概念模型,利用问卷调查和多元层次回归模型,验证孵化网络不同维度契约对不同维度信任的影响路径,以及技术重叠在其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契约控制对企业能力信任和行为信任有正向影响,且技术重叠对其有调节作用;契约协调对企业行为信任有正向影响,不过,技术重叠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创业产业网络、实践学习和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创业文化的调节

构建创业产业网络、实践学习和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加入创业文化的因素,使用层次线性回归方法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业文化的调节作用.基于656份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践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创业产业网络的网络强度、网络异质性与网络信任对大学生创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践学习在产业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文化在大学生创业产业网络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网络信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合作创新中企业间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承诺感知的相互性影响在KIBS企业与组织顾客间的合作创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据相互性理论,基于245个KIBS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承诺感知视角嵌入,探讨了KIBS企业承诺感知与组织顾客承诺感知之间的相互性影响,并深入剖析了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中介作用和KIBS企业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合作创新中企业间的承诺感知存在显著的相互性影响;（2）KIBS企业专用性投资在其承诺感知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其承诺感知与人际信任交互效应对组织顾客承诺感知正向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KIBS企业承诺感知对其专用性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KIBS企业人际信任在组织顾客承诺感知对KIBS企业承诺感知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新产品开发联盟对企业价值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以新产品开发情境下的不对称联盟为切入点,对近10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531起新产品开发联盟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联盟伙伴的异质性、创新能力对成熟型大企业的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多价值链活动的联盟和股权联盟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同时,成熟型大企业自身的新产品开发联盟经验显著提高了联盟伙伴的异质性、创新能力和联盟类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中国创业的人脉资源究竟重要吗?——网络跨度与信任的交互效应研究

创业者的网络跨度提供了获取资源的人脉渠道,而能否获取资源则取决于人脉的关系质量。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网络跨度与信任的交互效应对创业机会开发和新企业成长的作用,有利于挖掘人脉资源的关系多样性和关系质量对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网络跨度正向促进创业机会开发和企业成长,且信任发挥了调节作用,情感信任正向调节网络跨度对创业机会开发的作用,认知信任正向调节网络跨度对新企业成长的作用。这启示创业者,人脉资源要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取决于人脉关系的多样性,更取决于人脉关系的质量。     

联盟网络中信任对知识创造影响路径实证研究

信任是影响联盟网络效率及效益的重要变量之一.在理论分析联盟网络中信任三维度与个体和群体两类知识创造活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路径之后,探讨了两类知识创造活动在信任三维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学习在两类知识创造活动之间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来自950家联盟网络企业的有关信任与知识创造活动状况调查所获得的有效数据验证上述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过程信任、制度信任与两类知识创造活动正相关关系显著,人际信任与两类知识创造活动的正相关关系微弱,两类知识创造活动对信任三维度的中介作用明显,而组织学习在两类知识创造活动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数智情境下智力资本与制造企业价值创造：基于网络嵌入和职业可持续性视角

随着数智技术向制造业各环节的广泛渗透与融合，传统知识要素影响组织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有可能产生改变，因而需要更深入的探索考察。鉴于此，分别从组织内外关键知识载体的视角出发，基于知识资源观和社会网络视角，首先探索智力资本、外部网络嵌入与企业价值创造间关系机理，再进一步剖析组织内部员工职业可持续性的调节作用机制。以2010—2020年1 265家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智力资本对制造业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网络嵌入在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中起到中介作用，职业可持续性在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智力资本系统构建、企业战略优化及企业价值创造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物流企业员工组织信任对员工责任分担行为的影响研究——PRESOR的调节作用

以我国15家物流企业308名员工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物流企业员工组织信任和员工责任分担行为的关系,以及PRESOR在这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物流企业员工组织信任对其责任分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PRESOR正向影响其责任分担行为;员工PRESOR反向调节组织信任和责任分担行为之间的关系。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迄今为止仍是尚未解开的"黑箱",从组织信任的角度对此命题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组织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利用式学习战略也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双元领导风格、团队差序氛围与研发团队创造力

以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中的78名团队领导和325名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领导-成员配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索以变革和交易为特色的双元领导风格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以及团队差序氛围和团队信任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双元领导风格对研发团队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双元领导风格对研发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优于单一的领导风格;②团队差序氛围在双元领导风格与研发团队创造力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③团队信任通过削弱团队差序氛围的浓度,进而增强双元领导风格对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换言之,团队信任在双元领导风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二次调节作用。     

临时团队成员内群体认同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选取内群体认同为自变量,采用情境故事法对291名曾参加过临时团队的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内群体认同对快速信任有正向影响,快速信任对合作行为有正向影响,快速信任在内群体认同与合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认知在快速信任和合作行为之间起到负调节作用。最后,对该结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讨论,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