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道德利益的司法保护——由“彭宇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确定并保护各种利益。在立法的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过程中不需要进一步的利益的考量。南京彭宇案以及类似案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在司法过程中对于社会利益保护的某种缺失,而这种缺失又引发新的司法风险和社会危机。以"彭宇案"以及类似案件为切入点,结合司法能动和司法的社会效果,从法和道德在法运作的不同阶段的关系角度对社会道德利益的保护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实现个案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效率违约中的利益衡量

对效率违约进行利益衡量,首先必须从立法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包括对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安全等法律基本价值之间的衡量,而从司法层面则应注重成本与收益、效率违约人与非违约人以及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后通过在个案中对效率违约进行认定,才能实现立法与司法对效率违约的合理规制。     

效率违约中的利益衡量

对效率违约进行利益衡量,首先必须从立法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包括对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安全等法律基本价值之间的衡量,而从司法层面则应注重成本与收益、效率违约人与非违约人以及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后通过在个案中对效率违约进行认定,才能实现立法与司法对效率违约的合理规制。     

司法裁判视域中的利益衡量论略

利益衡量应当是法律适用中的普遍方法。其基本的思维路向和操作模式是贯通事实与规范以及在规范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进行比较。尽管可能带有不确定性,但确定性只是人们对司法抱持的价值期待,而不是司法的本真属性。裁判的妥当性和个案公正,既是可欲的,也恰恰是利益衡量所追求的。     

权利冲突的法律解决机制及其运作

在以“立法预防→司法救济→立法预防”为基本考察片断的逻辑前提下,论述权利冲突的立法预防机制,以及对相冲突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阐明由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到技术性权利立法的立法预防机制运行模式,以及由技术性权利解释到实质性权利解释的司法救济机制运行模式,并对其机制的有效运行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浅析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水平也已经成为衡量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我国在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仍处于探索阶段,这既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直接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因此,我们必须在立足我国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域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快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步伐。     

经济分析方法与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目前中国法学界关于利益衡量理论的研究非常混乱。我们认为,利益衡量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的、适用于规范之间冲突的一种法律方法。利益衡量面临的困境是,其主张者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进行利益衡量的标准。法的经济分析利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问题,即对法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法官进行的利益衡量实际上也是一个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论证的过程。因此,经济分析工具是利益衡量的有效标尺。但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利益衡量并非无懈可击,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利益衡量在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通过一个侵权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利益衡量规则的适用问题,主张将当事人的具体利益设置在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层次结构中予以考量,以利益衡量来弥补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具体个案举证责任分配中的缺陷,以追求个案中一种实质公正的分配结果。     

论混合担保的责任承担——以我国规则的历史演变为视角

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的法律规则,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对其解读存在分歧,即使同是立法部门,前后制定的《担保法》和《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并不一致。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本着私法自治的理念,在利益衡量上注重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担保人内部相互之间的追偿则应通过债的连带关系原理予以处理。     

论基层法官的法律续造

成文法具有天然的滞后性,法律文字有时不能涵括被寻求的个案规范,其本质上决定了司法裁判必须是有创意的活动,并积极参与逐步自我实现的法秩序之发展及续造。乡土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相较于城市环境更为特殊,基层法官凭以涵摄个案的规范部分并非法定规则本身,而是由基层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个案的情况而形成的规范。在形成及发展个案规范时,基层法官必须接受法律所确定的目的、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法律的体系及其思考模式的拘束,逾越抑或扩张法律规定条款概念的界限、范围,应明示准备应用超越法律的,寻求个案规范的方法,并标示具体个案价值判断的心证进路。通常情况下,法律续造在法律前见积累、法律条款识别、法益预拟衡量、裁判续造规则过程中实现。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的利益倾斜与平衡

作为特殊契约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别于原始标准契约的法律关系决定了劳动者一方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这必然要求劳动合同法立法通过形式不平等的利益倾斜方式保护劳动者,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平衡。以无固定期限合同为立足点,透过其利益倾斜之现状,从而找寻利益倾斜的合理性,进而找出利益倾斜之阻碍因素,最终构想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完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立法的几点探讨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利益多元化的形势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迫切的要求和最基本的制度性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不断向复杂化，多元化发展。劳动关系双方各自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利益，劳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特别是关于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方面的立法。     

论劳动争议的救济方式

由于劳动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劳动争议呈急剧上升趋势,加上劳动立法相对滞后,新问题、新矛盾迭出,潜伏着大量劳动争议。正确及时处理劳动争议,不仅有利于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稳定。     

中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流变考

基于对整体利益、社会秩序的保护,才使得时效制度有存在的意义。兼顾劳动法的社会功用,以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价值取向,现行立法将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延至1年,有一定进步;但仍嫌不足,可考虑将之延长为普通民事诉讼的2年时效。并应将时效起算点回归到《劳动法》中“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标准,并将之解读为“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明确表示异议之日”。     

《劳动合同法》对解雇保护制度的认知理性——以“补偿正义”为价值取向

借鉴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从微观角度来论证我国《劳动合同法》关于解雇保护制度的立法关注点，就是在劳动权保障论的观点上，在强调原来从抽象谋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同时，不应忽略更具体关怀社会境况最差者的社会正义观。劳动法应当抽出弱者利益，由国家公权形式实现底线保障，并通过国家干预而生成的某些弱势群体个人利益的社会化形式。因此，在劳动法的视野下，以人为本进行社会整合的目标应该是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原则“差别原则”．即提倡最少受患者的最大利益。     

法利益平衡价值的法理探究

法的基本价值就是人类或立法者对法追求的理想和目的。法律作为调整权利义务的规范，把落角点放在权利义务的调整上，必然会把利益的平衡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利益的平衡在我国立法、司法中早有体现，但利益平衡的价值贯彻还远远不够。文章从法利益价值的作用、体现和实现角度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我国的立法司法提供借鉴。     

浅议高校学生实习期间权益立法保护

目前我国对高校学生实习期间（下文简称实习生）的权益保护在立法上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实习生的身份无法确定,劳动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借鉴外国相关立法,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明确相关概念,从实习生、实习单位、高校等方面,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对实习生的权益保护.     

广东地方立法促劳动关系和谐之路径探析

广东劳动关系在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重大变化：权利争议凸显、集体劳动关系特征明显、新型劳动关系涌现。广东劳动关系领域立法明显滞后。后法律体系时代,深入推进改革的需要,为广东地方立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认清地方立法形势,结合广东劳动关系特点,借鉴其它省市相关立法优点,完善劳动立法,是广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     

以工会为平台的工资集体协商研究

企业工资的单向决策机制引发了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前以工会为平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项平衡劳资双方力量、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工会可以聚合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减少资方的交易成本,是劳资双方利益的结合点。工资集体协商是将工会组织纳入工资协商体系,进而平衡劳资双方地位而形成的工资共决制度。现阶段,以工会为平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认识性偏差、工会主体性不足以及协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高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正确认识,增强工会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加快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建设是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任务。